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 (第2/3页)

幻想的动物，而幻想更偏爱这个二等头目，大约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处吧？我希望今天还在发生幻想的人们早一点像我一样自感惭愧。

    三、两件珍品

    在这儿想补叙一件事。我们在干对敌宣传，印了无数的日本文宣传品，而且当武汉要撤守时，我们还把一套日文铅字亲自送到五战区来做了礼品，那么这些日文铅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党老爷们是大大地发过劫收财的，但其实在抗战开始时便已经有人发过了。汉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战发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财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过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却没有要。就因为这样，我们到武汉虽然很迟，而日本人的《汉口每日新闻》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却是原封未动。日本领事馆的档案和图书，也是原封未动的。我得到这个消息还是在三厅未开锣之前，便向陈诚建议，才由总务厅去把这些东西接收保管了起来；三厅开锣之后便移交给我们了。就这样，一套完整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便成为我们的对敌宣传的武器了。

    比这更值得夸耀的，认真说，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们。他们在艰难的日子中保存了机器，保存了铅字，而且还参加了对敌工作。有几位更跟着我们撤退，经过长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还工作了一段时期才分了手的。这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在总务厅未去接收之前，工友们是自己吃自己的。在总务厅去接收了之后，照顾得也很不周到。有一位工头主要也就为了生活艰难，受了国际宣传处的买贿，把铅字的铜模盗卖了。这到后来很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铅字减少而用淤了时，屡向国宣处借用铜模，总借不到。党老爷们的德政是一言难尽的。

    顺便让我提到那从日本领事馆接收过来的档案吧。那在别种意义上是很可宝贵的资料。门类多，方面广，很多是日本的情报员由各地所送来的消息。其中也有些相当高级的情报员，例如现任青岛市市长某（这人的姓名我现在怎么也想不出，倒无心故意替他隐讳）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曾在日本人经营的南浔铁路上服务，他就不断地打了不少的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我曾经抄录了来送给陈诚，要他向当局人提醒，对于这样的人应加以注意。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这其实有什么稀奇呢？那时候汪精卫在做国民党的副总裁，周佛海在长宣传部，陈公博、曾仲鸣等一切低调俱乐部的人都还健在。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报员吗？就是“最高”的周围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人？在抗战期间，他的一举一动敌人无不了如指掌。那不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吗？事实上这也就是所谓“曲线救国”了。我在当年实在是无知，但到后来也渐渐地懂得一些了。我要当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长某，的确是特蒙惠眷，后来便逐渐飞黄腾达了起来。由一位不知名的铁路管理员一跃而成为中美合作的生产局副局长、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能到任）、青岛市市长。这位情报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同美国发生了不解缘，或许还应该感谢我做了他的情报吧？反动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能向日本人打情报，正是证明他能“曲线救国”而又有外援。这不就是做大官的两项大政治资本吗？

    的确，我近来时在这样想：汪公精卫可惜死得太早了。假如他还活在今天，美国人一定要让他东山再起的，他的商品价值难道还比不上罗哈斯、李承晚，“乡下姑娘”李宗仁之流？请想想看，“和平”调的卖唱，本来要算此公是开山的啦！

    四、文艺活动

    在武汉时期文艺界是一团和气，可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四蕴皆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的人都团结了起来。作为会的机关杂志有《抗战文艺》（月刊），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但是，实际呢？

    战争的刺激性在初期实在太强烈，大家都被兴奋着，沉不着气。报告文学盛行一时，小说和多幕剧绝了迹，诗歌在做着浮泛的叫嚣。但等抗战的形势持久化，而且虚伪化，大家便都又有点泄气了。这时期正给予作家们一个深切的反省机会。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而在动员和组织民众上，文艺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然而怎么样使这认识化为实践呢？

    文协在这时也适当地提出了“文章下乡”和“文章入伍”的口号，但可惜只能限于口号。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曾经入了伍的团队接一连二地在被淘汰，被驱逐。怎么办？勇敢的，继续远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随着空洞的口号。后来连这空洞的口号也换了调门，换成为“文章出国”。出了吗？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因而也就有少数的个人英雄索性高蹈，讽刺“前线主义”，而强调“宣传不是艺术”。这其实又是人生派与艺术派论争的改头换面，问题在文艺家自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正当的解决是在延安。几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指示，而且不仅是指示，并为文艺工作者布置了执行这指示的场所——工厂、农村、军队。才像是太阳出了土，使进步的作家们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他的小说主要是以人民为题材，而他的杂文则是对反人民者的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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