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 (第2/3页)

    当时武汉的报都先后转移阵地，停刊了，就只有《新华日报》和《扫荡报》准备出到最后一天为止。这都是周公的意见。《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自然没有问题，《扫荡报》在形式上隶属于政治部，也得服从副部长的命令。要出到最后为止当然要牺牲一部分的机器和铅字，但为了表示中国人的不屈服，这牺牲是不能放在打算里面的。何况在当时机器和铅字也没有办法运走！因此，倒给了《扫荡报》一个光荣的报国机会。这个最反动的报纸，从它的创刊一直到改名为《和平日报》的今日，值得夸奖的表现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这个最反动的报纸在平时是不欢迎我们的文字的，意识稍微清楚一点的人谁也不愿意替它写东西。但在这光荣表现的一次上，却连写社论的人都跑光了，乐得我来承乏。其实贺衷寒也尽可以写的，想来是静不下来，不能执笔了。

    虽然承乏地写了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这篇文字收录在《羽书集》里面），在我却并不是怎样光荣的事。认真说，我也是昧着良心，在那儿替别人圆谎，昧着良心在那儿帮忙骗武汉的市民。

    文章写得很勉强。

    分明是保卫战没有做好，弄得来只好抛掉武汉三镇的市民而各自跑掉，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保卫大武汉之战，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

    分明是有人没有尽心力去保守祖国的疆土，没有决心和敌人拼命，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死拖换取硬打！”

    我像传声筒一样也传播了“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的乡村与民心”，传播了“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话是多么响亮呀，但我敢于保证那些话里面有一分一厘的诚意吗？

    广州的突然沦陷，分明大大地影响了我们，而我偏说是“保卫武汉的持久战使敌人发生了焦躁，敌人是在更加紧地向着灭亡的道路上奔跑”。在我们自己呢，更亏我说得出“愈益增加了我们的敌忾，愈益团结了我们的内部，愈益鼓舞了我们的百粤健儿”，而且我还敢于“坚决地相信，华南的战局今后是要完全改变形势的”。

    说得真是好听：“武汉临到垂危，但于整个战局也无多大影响！”

    说得真是好听：“一方面既尽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尽了减轻牺牲、保全实力、掩护后方的能事！”

    说得真是好听：“我抗战的中心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的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

    说得真是好听：“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

    说得真是好听：“禁不住要以激越的腔调来高呼：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哼！这哪里是郭沫若在做文章，而是蒋介石在做文章呀！骗！骗！骗！帮忙尽心尽力地骗！骗到了武汉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骗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但这，在我是甘心的吗？

    不妨让我再说一遍吧，我做第三厅厅长，根本就是不愿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为了抗战，为了争取那一人戴着抗战的帽子，就是昧着良心也只好委屈委屈，这倒不仅是我一个人，不仅是在写这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的时候了！

    肉麻当有趣地我们不知道喊了多少万声的“最高领袖”呀！喊一声“领袖”立一次正，更不知道立了多少万次的正呀！今天回忆起来，我不仅该向全国的同胞、向全武汉的市民告罪，就是向自己的喉咙和两只腿也该得告罪的。

    四、西崽典型

    每逢星期一的下午，照例是要召开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这是由三厅和国际宣传处联合举行，地点便在怡和街的国际宣传处。那也是一座敌产，有楼，是双开间前后两进。这儿在前不知道是日本人的什么公司，就在楼下左侧的后厅里，经常开会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还剩下一座美国制的大保险箱，因为没有钥匙，始终没有打开过。

    二十四这一天适逢是星期一，在怡和街召开了一次最后的招待会。我和愈之都去参加了。这一次到的外国记者特别多，他们是以送葬的意义来参加的。因为他们都没有逃走的必要，只消安安稳稳地睡他一晚上，便要看到“改朝换代”的压轴戏了。

    平常在这会上，主要是由军令部的人来报告军事消息，但在这一天却根本没有人来。军事消息事实上也无须乎再报告了。大家都是知道的：敌人在北战场占领了信阳、黄岗，先头部队逼近了黄陂；在南战场占领了阳新、大冶，正向咸宁挺进；武汉已经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下了。一点也没有问题，今天的“青天白日”明天便要换成“清早的太阳”。

    吴国桢是当时的汉口市长，自然轮到他来替武汉三镇发丧。照例是那一套骗人的话：

    ——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我们的最高的战略是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在保卫大武汉的长期战中，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做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的建设。我们现在要转移阵地了。我们放弃城市，转移到四周作战，正是依从了我们最高的战略，争取了主动的地位。我们是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争的时间愈延长愈于我们有利；战场的面积愈扩大愈于我们有利。委员长早就说过“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之乡村与民心”，最近又有明白表示：“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我们是坚决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这就是所谓抗战八股，他说的和我说的，完全是一模一样。但外国记者们却不大满意这一套，而另外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问到广州沦陷了，失掉了一个主要的国际交通路线，是不是会影响抗战？

    他们问到朱总司令为何来武汉？来了为何又去了？

    他们问到武汉撤守，炸毁敌产的预定计划是不是要实施？

    前二个问题是照着八股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吐露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消息。吴国桢很郑重地说，自然是用英文说的：经过几次的磋商，最高当局在今天上午已经决定，尊重国际友人的意见，为保全市面的安宁，汉口市的敌产，不施行炸毁了。

    外国记者们不期然地欢呼了起来，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这真是出乎意外！要炸毁敌产，有些外国的外交官在出面干涉，我是知道的。结果我们必然会屈服，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洋记者们听到这个消息而那样欢迎，我却根本没有料到。是意识到帝国主义的胜利吗？但至少失掉了看火烧罗马时的奈罗皇帝的快乐吧？

    招待会完结了，记者们也先后散了。吴国桢走到那个大保险箱旁边，细细地端详起来。董显光非常高兴地走去向着他道谢并道喜：“今天成绩满好，大成功！大成功！全仰仗你这位大市长！”

    吴国桢也很得意地谦逊着：“这要感谢老头子，不然我们今天不会使得他们满足的。”忽然话头一转指着了保险箱：这个“塞胡特”（英文Safety，就是保险箱）打开了吗？

    ——“哪里，简直没有办法！”董显光摊着两只手表明真是没有办法的那样说，但突然意识到我们还在面前，似乎有点不大自然地又和我们拉起手来：“羡慕得很呢，你们今晚上就上船了吗？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老头子还不走啦！啊，再见，再见！古德拜（英文Good-bye）！法惠尔（英文Fa

    ewell）！……亚丢（英文A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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