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流亡 (第3/3页)

了某某女士的名字，他是认识的，原本是上海的舞女。但不知几时唱起大鼓来了？

    我有点诧异，从那京韵大鼓女士的面容和生活态度上看来，怎么也和上海舞女联想不上。

    ——你怕弄错了人吧？她不像舞女啦！我很郑重地这样说。

    ——不，一点也不错，姓名的确是那样，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刘为章的要求来了。——好不好把她约来，我们来个跳舞晚会？

    刘为章是湖南人，属于桂系，据说他是南京**的有数的战术专家。他和我在北伐时便认识了，很喜欢跳舞，和何应钦、贺耀祖诸人形成着一个跳舞集团。在武汉时代，他们每礼拜至少要跳舞一次的。有时候是“走国际路线”，在苏联顾问的公馆里举行。有时候却假座江海关码头附近的一座郭姓的广东人公馆，邀请一些名媛淑女参加。不蒙见外，他们也每每请我去“参观”（我是跳不来舞的），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请立群去跳舞，我自然很明白。）

    武汉撤守了，将军们逃亡到长沙，跳舞会也就逃亡到长沙。

    ——好不好呢，刘为章执拗着说：请她来跳舞？我可以去发动孟潇（唐生智的号），让他请客。他的厨子是有名的湖南厨子。我们借机会也可以大吃他一顿啦。

    反正我是一位观光者，既有湖南名厨得饱口腹，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我给他说明：我没有多的时间了，在七号晚上，我要同周副部长到衡山去。

    ——那好，刘为章仿佛自己做主人那样说：我们就定在七号晚上吧。我在七号晚上也是要到衡山去的，我们就连周副部长一同请好了。我们关照大家的车子都集中到唐公馆，吃了饭，跳一会儿舞便一同出发。好吧？

    话就那样决定了。于是七号的晚上唐孟潇果然就大宴其客。有周公，有我和立群，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自然有刘为章。另外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大员，对不住，名姓我记不清楚了。

    唐孟潇在北伐时是经常见面的，但自抗战发动后，才第一次见到。十年契阔了，免不了有一番的叙旧。他颇有点员外的风度，招待起朋友来倒还洒脱得很。

    最后是刘为章派车子去把那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接来了。完全不对头！那位四十以上颇为寒酸的江湖女士，除立群和我之外，对于满座的大员全不认识，慌起来了！但也只好作为上宾款待。

    弄得刘为章好不尴尬呀，他把我拉在一边去说：不对，弄错了人。

    ——我原给你说过，怕你弄错了人啦！

    ——算了吧！我们回头也可以请她唱一曲大鼓，大鼓。……

    我在肚子里实在好笑。但得多谢这一错中错，那晚的湖南名厨的确不错。尤其是那浏阳豆豉。因为立群说：那实在好吃。唐孟潇便立地命人送了我们两罐。

    六、纷乱如麻

    从唐公馆动身往衡山，周公让我和他同车。刘为章为了好谈话，也让他的小汽车和卡车吊在后面，坐上了周公的车子。是很晴明的月夜。但离长沙不远，在一处幽暗的山道上，对面一部卡车像狂牛一样跑了来。这边连忙避让，连车头都让出了公路，结果终竟被碰上了。算还好，只碰坏了车门的把手。假使略略错前错后，要不碰伤前面的司机，便会碰伤后面的周公了。

    狂牛卡车还想逃跑，但它却陷入了重围。后面有刘斐的小汽车和卡车挡着，前面又追来一部卡车，原来也是被狂牛碰伤了，赶来追究的。狂牛在前头刚好碰了车，不负责任地慌张而逃，又碰上了我们。不足五分钟它便闯祸两次。但那样的事情是常见的。那是后勤部的车子，后勤部多把一些应急的学兵来开车，时常在公路上闯祸。

    周公的车子被拉回长沙去修理，我们自然又改乘了刘为章的汽车。

    到衡山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为了要和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周公是有更重大的使命的，我记不清楚了。

    照原先的预定，在武汉撤退后，衡山是要设立大本营的，军事当局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因此所有军事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便须得有一番新的部署：留一小部分人参加大本营，把大部分的人转移到重庆。三厅自然也就不能不做这样的准备了。

    第二天在衡山半麓的一处风景区，一座临着山谷的小洋房里遇着了陈诚。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在当时却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是“天下名山陈占多”。大约他也是沾“最高”的光吧。真是名山有主，仿佛只要是风景区，总会有陈诚的份。

    然而，计划却又有了变更。据陈诚说：大本营不再设立了，还是保留军委会，可能分设西南、西北两行营。西南行营设桂林，西北行营设兰州，军委会仍驻重庆。三厅也得分为三部分。留在本部的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存四科。他叫我就照着这样的步骤另改编制，但一切人事问题，等撤到桂林之后再说。

    这不用说又是一个伤脑筋的大变革。但我们只好照着命令准备，不好有什么推诿了。只要肯认真抗战，这种精兵简政，分头并进，倒也似乎更要合理些了。

    九号回到长沙，久有辞职之意的胡愈之，趁着有改组的消息，便在这时离开了三厅。

    十号岳州失守，长沙的情形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竟连公安局的警察都在开始撤退了。

    三厅呢？情形是同样纷乱的。人太多，公私行李在两千件以上。除本厅之外还带着四个放映队和几个演剧队。放映队在训练中，演剧队有些是从战区退下来的，也须得重新分发。这纷乱如麻的错综，把我们一群文化人弄得来实在有点无法应付了。

    最伤脑筋的是交通工具的缺乏。火车虽然照常在开，但已经麻痹了，供应不灵，不容易轮到我们名下。公路车更是少得可怜的。孙师毅从汉口开来的一只小火轮，他虽然还把它保留着，自己甚至在船上办公，但因上游水浅也不能再使用了。两部卡车被范扬开跑了一部。两部小汽车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拿着这些伤脑筋的问题，首先便把主任秘书的孙师毅累倒了。孙师毅是工于设计的，他的计划书经常是满满一提包，因此“孙师毅的提包”很有名，在我们圈子中是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但这一次的提包却泄了肚子。

    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之后，十一号晚上孙师毅便乘着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子和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

    怎么会有夏衍同车呢？在这儿请让我简单地补叙一下：

    夏衍是《救亡日报》的主笔，在广州沦陷的那一天清早，他才和报社的同人们由广州步行逃出，在路上走了十天走到了桂林。他把同人们寄留在桂林之后，又由火车来到长沙，是八号到达的。

    夏衍在长沙期中，就和师毅两人同住在那只小火轮上。正逢着这样纷乱如麻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连静下来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又匆匆让他先回桂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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