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乔国桢 (第2/2页)

切联系,如不再留王,恐于学校前途有碍,故努力挽留王汉屏。而王汉屏则威胁学校,开除乔国桢他才可以留职,否则他非走不可。在此情况下,学校满足了王的愿望,允许乔国桢同志离开学校,结果未宣布开除国桢同志,在校长与一些进步教员的劝解下,国桢同志离开了绥德四师学校。一时人心愤怒,为国桢同志的离校而不平。原来校长及共产党员的教职、学员等为了国桢同学的失学与前途,就筹集路费让国桢同志出外继续学习,可是一时无适合去处,就由校长及教导主任等写了一封介绍信,将国桢同志介绍到国民军二军的一个学生队去。这个学生队的负责人是个关中人(刘天章),思想较进步,是共进社的社员。国桢同志拿信去找他,被该教导队接收了。此事国文教员王懋廷同志出力不小,他一人就给国桢同志路费20余元白洋。到教导队给学校及同学来信,不久又来信说党的关系亦找到。国桢同志教导队毕业后,当了排长,有好几次几乎丧命。后来国桢同志曾到广州,住过党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回到陕西省三原一带做农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又到天津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

    乔国桢同志家和我家相距很近,我们小时在一起上过五年小学,他比我大一岁,高一个班级。他高小毕业后,考入绥德四师学校,他离校后不久我才考入绥师,但是他离校的情况我是知道一些,又同当时介绍他入党的杜嗣尧同志面谈了一次,他知道的和我知道的相同,国桢离开绥师后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所以无法证明。

    (作者1948年3月24日写于延安,1956年11月17日阅于西安。编者核实个别史料,文字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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