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党的坚强战士———乔国桢同志 (第3/3页)

的待遇。

    两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不但使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而且在新监范围内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组织大家学习上来,根据文化、政治水平不同,编成班组。国桢除勤奋自学外,还辅导别人,给政治水平低的人讲课。此外,他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军事操练。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桢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结合狱中斗争实际,批判了“左”倾思想,总结了经验教训。

    记得当时在一些问题上,支部中曾有不同意见,例如团结全体政治犯共同斗争的问题。在政治犯中,除表现好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外,还有个别叛徒和国民党的反阎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有些同志敌视、排斥他们。国桢认为,他们虽然是各类不同的人物或阶级敌人,但在改善生活待遇问题上,和我们有共同利害关系,应当团结争取他们共同斗争。党支部根据这种指导思想,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在绝食时,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对狱中斗争的前途问题,也曾发生过意见分歧。有人主张,狱中斗争要不断深入与扩大,最后夺取监狱武装,暴动出狱;目前就应开始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国桢同志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指出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左”的盲动思想,说明其危害性,使支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出现了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组织所谓“中央非研讨组员会”。顺直省委也有人跟着搞了个“第二省委”,使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陷于分裂混乱状态。“第二省委”通知三监的支部,今后要接受他们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国桢主持召开了支委扩大会,一致认为,他们搞第二“中央”和“省委”是违反党章的,非法的,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感到痛心。会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领导,谴责“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的分裂活动,要求他们立即解散非法组织,改正错误。这个决议秘密地送到省委,得到省委的鼓励。

    国桢同志于1931年5月刑满出狱。我们得知,他找到了党组织。同时“第二省委”的人也来拉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他们,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耐心地劝说参加“第二省委”的同志脱离这个分裂党的非法组织,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经过他的工作,有部分同志认识了错误,脱离了“第二省委”。

    1938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我见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组织决定送他去苏国治病,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

    我和国桢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深感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将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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