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吴起 (第3/3页)

国那样可以有为的大国，又得到悼王那样信任专一的君主，看他的确是雷厉风行地放手在做，那际遇和作风很和商鞅日后在秦孝公下边所干的相同，但有不同的是吴起更要爱民一点。看他教人以四版筑墙，可见在怎样小的节目上他都在注意改善民生。为苑守，为令尹，两次都向保守派的屈宜臼请教，也无疑地是表现着大政治家的风度。

    我说屈宜臼是保守派，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你看他对吴起大拿份，一次不开腔，二次不开腔，等到一开金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完全是一位老顽固，他并不说别人的政策如何要不得，或行了会有怎样的患害，而只是说反乎古，异乎常，如此而已。第二句话呢，又是反对用兵。“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看这光景，这位屈公不是墨家便是一位道家，他要反对儒家的吴起，自也是理所当然的。最可恶的是他抹杀别人的劳绩，把别人比较有光辉的历史说得一钱不值。他说：“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这不正是吴起的过人之处吗？然而一转却是：“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象这样毁灭别人的荣誉，当面骂人为“祸人”，足见屈公是怎样一位顽固党；而吴起仍不动声色，与之委蛇到底，又足见吴起是怎样一位有修养的贤士了。而且从屈公的话中还可以见到楚悼王是怎样一位振作有为的明主：屈公说他“数逆天道”，足证他平常就极重改革，他能重用吴起而信任吴起，是有由来的。但可惜悼王是早死了一点。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恐不必等到秦国来统一了。在这儿也实在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因此，吴起在秦以前颇受人同情，如《韩非·问田篇》云：“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又《难言篇》云：“吴起抆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悼惜之情可见。

    悼王既死，吴起遭难，虽然接着被夷灭的反动宗族“有七十余家”，但那仅是为的射了王尸，而不是因为他们政治的反动，杀了吴起。所以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我们所知道的，就只能靠上举各书中所摘述的一点点史影而已。但在这儿，吴起实充分地表示出了一位革命政治家的姿态。他的政治主张，很明显的是：

    一、抑制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

    二、节省骈枝的浪费，加强国防；

    三、采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贵族；

    四、屏除纵横的说客，统一舆论；

    五、严厉法令的执行，集权中央。

    这些倾向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还有点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关于吴起之死，如上所述，或称射杀，或称枝解，然亦有称为车裂者。如《淮南·缪称训》、《氾论训》及《韩诗外传》卷一均言：“吴起刻削而车裂。”《墨子·亲士篇》亦云：“吴起之裂，其事也。”这在表面上虽觉得有些歧异，但也可以说得通。便是那些反动贵族先把吴起射杀了之后，遗忿未尽，更从而枝解之，而枝解时则是用的车裂法。那些反动家伙的兽性，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八

    吴起的失败，在旧时是认为遭了贵戚的积怨，就是反动的守旧势力阻挠了革命势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之外，还蕴藏着一段当时的思想界的斗争，却被人忽略了。

    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施设，也无往而不是儒。据我看来，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象他对于魏武侯所说的“在德不在险”的儆言，不全是儒家口吻吗？此外也还有一段话见《荀子·尧问篇》：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榖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蘬（仲虺）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这同一故事亦见《新序·杂事一》及《吕氏春秋·恃君览·骄恣篇》，但《吕览》作为李悝。荀子在前，应该更要可靠些的。看这论调，不也纯全是儒家的风度吗？象这种君须“恭己正南面”的儒家主张，和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尚术固是两样，而和墨家的“尚同”也根本不同。在吴起得志的时候，一些思想立场不同的当时的学者是取着怎样的态度呢？前面所引屈宜臼的一段故事，已可以窥见一斑。此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故事：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

    这一段故事，本来还有下文，孟胜遣人把“钜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之后，他和他的弟子百八十五人都为阳城君殉了难。钜子在墨家是教主的地位，大约这时候墨翟、禽滑釐均已过世，孟胜大概就是第三世教主吧。孟胜在做阳城君的老师，他的弟子们在做臣下，而阳城君却是反对吴起的一位头目。他把后方托给孟胜，而自己去参加或领导叛变，我们能够说孟胜是没有通谋的吗？这儿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关键，余别有《墨子的思想》一文论及之，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从这样的观点上看来，吴起不竟直可以说是一位殉道者吗！

    九

    最后关于吴起传《春秋》一事在这儿也很值得讨论。这项说法较晚，仅见刘向《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见王应麟《考证》引）本来《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搀杂己见而伪托的，这个传授系统自然是大有问题。不过制作这个传统的人突然牵涉到吴起上来，却是值得注意的事。而且左丘明的问题也值得联带着解决。

    因左氏的伪托，连左丘明的存在也都成了问题。有好些学者连这个人名都认为是假造的。《论语》上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说这也是刘歆的窜入。这怀疑，在我看来，未免有点过火。

    照《论语》的文气上看来，左丘明这个人不应该是后辈，而应该在孔子之前。假如那两句是刘歆窜入的，那应该说“丘耻之，左丘明亦耻之”也才顺当而合理。然而原文并不是这样，这已可证明窜入说实在有些勉强。而司马迁的《史记自序》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同语又见其《报任少卿书》；书中更说到：“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些假如也都说是窜入，那么假托者何苦一定要把左氏弄成瞎子呢？根据这，可知左丘明者即左丘盲，这个人不会是假的。

    这位左丘盲究竟是什么人呢？据我看来应该就是楚国的左史倚相。《左氏》昭公十二年：“王（楚灵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右尹子革）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注：“倚相楚史名。”《国语·楚语》也有倚相与申公辩论的一节，而自称其名为倚相。但这以倚相为名号我觉得很有意思。相者扶工也，古者盲瞽必有相。那么这左史倚相岂不就是左丘盲吗？看来此公是以官为氏而省称曰左，如申屠本为司徒，而省称申（亦有因地而得之申，与此有别），关龙本为豢龙，而省为关，漆雕当亦职名，而省为漆为周之类。丘为其名。因失明而称之曰盲，曲饰之则曰明。己则自号为倚相，或竟以之更易其旧名，如兀者叔山无趾（《庄子·德充符》）之类。这样解释是没有什么牵强的。更以年代来说，鲁昭公十二年，时孔子二十二岁，则左史在年龄上正为孔子的先辈，故孔子称述之。

    再者，左史之所以成盲，当系因触犯忌讳而被矐，这由司马迁文可以证知。“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文王、孔子、屈原、孙膑、不韦、韩非，均由触犯忌讳而遭人祸，故左丘之失明亦必不是天灾。世有以“子夏丧子失明”说之者，于事殊为不类。

    知左史即左丘明，本为楚史，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确是后人所窜入的了。

    左史既“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者说也，自当能纂述《国语》。但所谓“《国语》”不必为左史一人所作，其所作者或仅限于《楚语》，所谓“《祷杌》”之一部分。其书必早已传入于北方，故孔子称之。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普仕于鲁，当亦曾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参取姚姬传、章太炎说。）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吧。

    《说苑·建本篇》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心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居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擅）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吴起同时是一位史家，由这也可以证明。学者对于这项资料，每每怀疑，但这儿所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因袭的痕迹，而和吴起后来在楚国所施行的政见也很一致，我敢于相信刘向是一定有所本的。吴起既是儒家，要谈谈《春秋》，也并不是怎样不合理。

    更进，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且看《吕氏春秋·乐成篇》上的这段故事吧：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虽作魏襄王，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却明明引“《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民田，民歌之曰”云云，则孔颖达所见本正作文侯。《汉书·沟洫志》亦载此事，然分析为两个时期，以西门豹属魏文侯时，以史起属襄王时。西门豹固文侯时名臣，而如《史记·河渠书》、《水经·浊漳水注》均以引漳灌邺为豹事，《后汉·安帝纪》元初二年亦有“修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之语，则引水灌田确亦文侯时事，史起不得属于襄王。史起引渠，何乃归功于西门豹？案此“使他人遂为之”之他人盖即西门豹。故开之者史起，而成之者为西门。是则《沟洫志》实误，而后人复据《沟洫志》以改《吕览》，因有此纠葛。后人亦有为折衷之说者，如左太冲《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这可是不必要的聪明。

    看这故事中的史起，其作风和态度实和吴起极相似，而同属文侯时，同名起，则孔颖达要认为即是吴起，确是甚有见地。阮元《校勘记》非之，谓“高诱注《吕氏春秋·乐成篇》云西门豹文侯用为邺令，史起亚之，吴乃字之误”，是未达孔氏意，乃以不误为误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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