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彝铭进化观——录自《古代铭刻汇考》 (第3/3页)

    彼周秦诸子，广义而言，余谓均可称为金石学家。墨子曾通读金石盘盂之书，其言已自明。儒家典籍如《尚书》之周代诸篇及《诗》之《雅》、《颂》，余谓殆亦有琢镂于金石盘盂之文为孔子所辑录者。《尚书·文侯之命》，其文辞与存世《毛公鼎铭》如出一人手笔，而鼎铭尚矞皇过之，则《文侯之命》安知非本器物之铭？《大雅·江汉》之篇与存世《召伯虎簋》之一，所记乃同时事。《簋铭》云：“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尝簋。”《诗》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文例相同，考乃簋之假借字。是则《江汉》之诗实亦《簋铭》之一也。《公羊疏》引闵因叙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疏》谓：“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余案“宝书”当即钟鼎盘盂之铭，钟鼎盘盂为宝，故其铭称曰“宝书”。孔子与其弟子周游列国，于列国宝器必多目验，盖曾一一纪录其铭辞以为修史之资。书得百二十国，而国名之见于《春秋》者仅及其半，盖其无足轻重之文献未经采纳也。

    要之钟鼎铭文在其进化之第二阶段有书史之性质。此性质以西周遗器为最著，自春秋之中叶以降而衰微，盖竹帛之用已繁，文史亦逐渐茂密，不能为鼎彝所容也。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又如齐《国差铭》亦韵语，勒于器肩，以一兽环为中轴而整列成九十度之扇面形。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然以彝铭而言，则其第三阶段之进化也。逮至晚周，青铜器时代渐就终结。铸器日趋于简陋，勒铭亦日趋于简陋。铭辞之书史性质与文饰性质俱失，复返于粗略之自名，或委之于工匠之手而成为“物勒工名”。此彝铭之第四阶段进化，亦即其死灭期矣。

    以上为彝铭进化之四阶段，以岁时喻之当于春夏秋冬，以人生喻之当于幼壮老死，整个青铜时代之进化亦复如是。

    此文乃一九三一年纂集《两周金文辞大系》的所拟序说之一节，因嫌蛇足，未及印入。后于一九三三年出《古代铭刻汇考》时，乃收作附录以当注脚。今复转录于此。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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