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八十二章 历史的晨昏线 (第2/3页)

亮了喷泉顶端的青铜雕像。大天使米迦勒高举利剑，金色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严地踩踏着垂死的恶龙。他的脚下，红白两色大理石雕刻的怪兽正奋力喷吐着水柱。水流在略显寒冷的空气中穿过一片氤氲的薄雾，随后重重砸入下方的池子，激起千万点鎏金般的水花，与大天使的冷峻光芒交相辉映。

    如果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是那条1790年法国大革命分界线之前，那个封建神权时代古老巴黎的缩影。那么圣米歇尔广场，就是大革命之后，一个半世纪以来王权与民权，帝国与共和，秩序与反抗不断拉锯撕扯所孕育的产物。

    与拉丁区的其他地标相比，圣米歇尔广场、圣米歇尔喷泉，以及将巴黎左岸从中间贯穿的圣米歇尔大道，足以算得上年轻。它们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塞纳省高官奥斯曼男爵，在19世纪中叶对巴黎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产物。

    这个计划，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卫生，疏通交通，让城市更加现代化，但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自中世纪以来，拉丁区一直是巴黎的大脑，同时也是巴黎的火药桶。这里挤满了思想活跃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贫困的工匠。其狭窄曲折如同迷宫一般的中世纪小巷，是历次革命，特别是从1789年到1830年，再到1848年中，人民对抗军队，修筑街垒的完美战场。

    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要做的，就是用这条宏大而笔直的现代大道，将这片危险的区域一分为二。它粗暴地穿过了拉丁区的古老肌理，将这片原本紧密相连，极易凝聚起反抗力量的社区硬生生切开。宽阔的林荫大道，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军队，特别是街垒的天敌炮兵部队能够迅速部署，以镇压任何潜在的起义。

    而圣米歇尔广场及其喷泉，即是这条切割线最华丽的终点，和最激昂的宣言。它是一件绝妙的政治艺术品，其宏大的主题，大天使米迦勒战胜恶魔，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帝国的秩序，战胜了革命的混乱。

    这是一种与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截然不同的历史，那座古老的教堂见证的是信仰、谦卑和社会变迁的自然侵蚀。而这座喷泉，则是权力意志的人工产物，是国家机器对城市空间的强行重塑。

    讽刺的是，历史总有自己的轨迹。奥斯曼的大道虽然切开了古老的拉丁区，却也为学生们提供了新的聚集空间。圣米歇尔广场和大道，在建成后的一个世纪里，反而成为了学生运动和抗议示威的新中心，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

    但政府就是政府，权力就是权力，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是帝国还是共和国。1968年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后，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下了最后一步棋，他们通过了《1968年高等教育导向法案》，将巴黎大学拆分成了13所新的自治大学，极大削弱了拉丁区知识群体的凝聚力。

    长达八百年的“袍与城”之争，到达了它的高潮与最终章。自此之后，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不再是萦绕在巴黎上空不断回响的主旋律。它随着浸出的鲜血一起，渗入了圣米歇尔大道的石砖里，随后又被现代化的柏油路面完全覆盖。

    时至今日，巴黎的左岸，以及拉丁区的核心部分巴黎第五区，早已不再是学生宿舍。高度士绅化的该区生活成本高昂，其作为学生主要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实际功能已被掏空，与此同时，其作为知识中心的品牌形象却被积极地用于营销，以吸引那些被知识阶级波西米亚历史所吸引的游客和居民。

    一条圣米歇尔大道，成为了历史的晨昏线。它不仅分割了巴黎的地理，也分割了巴黎的时间。大道右侧，是业已蒙尘的过去，而大道左侧，则是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存在主义同时占据的现在。

    圣米歇尔广场，属于年轻学子、街头艺人和游客的沸腾声浪，在他们身后迅速消退了。但并非是他们面前的街道变得空旷了起来，恰恰相反，这里依旧人来人往，但氛围的音调与质感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里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

    那种属于拉丁区的，略带焦灼的青春活力与商业化的嘈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稳、精致，甚至带有些许矜持的低沉嗡鸣。

    人群的密度依旧不小，但构成已经截然不同。

    那些背着帆布包，步履匆匆的学子身影，以及举着自拍杆四处张望的游客，像是被一道无形的滤网留在了圣米歇尔大道的那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芭芭拉口中的，真正的Germanopratins，圣日耳曼德佩人。

    精心打扮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准则，但这种精心又与别处不同。它不是暴发户式的过犹不及，而是一种看似毫不费力的雅致。男士们身上是剪裁精良的羊毛大衣，内搭的喀什米尔毛衣领口露得恰到好处。女士们则用简约的黑色外套，搭配一条色彩高级的丝巾，手中拎着的手袋，其皮革的光泽在冬日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润。

    韩易注意到，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那不是圣米歇尔广场上年轻人那种外放的热情或躁动，而是一种混合了阶级优越感与生活满足感的，恰到好处的漠然。他们彼此交谈时声音很低，在露天咖啡馆的座位上翻阅报纸，牵着的宠物狗都仿佛修剪得比别处的同类更加一丝不苟。

    他们不是在造访这条街道，他们就是这条街道。

    与人群变化同步的，是大道两旁的商店景观。

    拉丁区那些以波西米亚风格为卖点的平价店铺，在这里悄然隐退至幕后。圣日耳曼大道两侧的橱窗，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宣言。

    高端精品店取代了旧书店，门面变成了低调的深色大理石或黄铜，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橱窗里没有堆砌的商品，往往只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孤傲地展示着一件当季新品或一件艺术品般的珠宝。它们不像是商店，更像是一个个需要邀请函才能进入的私人沙龙。

    画廊则取代了小酒馆。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墙上悬挂的巨幅抽象画作，或是造型奇特的现代雕塑。里面的光线是博物馆级别的，安静得仿佛能听到灰尘落下的声音。

    就连空气中的气味都变了，街角快餐店的油脂香和华夫饼的甜腻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级香水、崭新皮革和昂贵咖啡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属于财富的繁复味道。

    但圣日耳曼德佩并非总是如此，与拉丁区一样，它也有一个从墨洛温王朝起始的故事。但跟它的邻居不同，圣日耳曼德佩并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也从来不是知识分子青睐的居所。Saint-Germain-des-Prés，之所以后缀有“des-Prés”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最初的原型，是巴黎城墙之外的牧场和开阔田野，是那些操着拉丁语的异国学者绝不会涉足的地方。

    543年，墨洛温王朝国王希尔德贝尔一世下令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用于安放圣物。576年，备受尊敬的主教，巴黎城未来的主保圣人圣日耳曼被安葬于此，修道院因此得名圣日耳曼德佩。它的声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皇家赞助和朝圣之地。

    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圣日耳曼德佩，就是与拉丁区的“袍”对立的那座“城”。

    修道院在历史上屡遭劫难，包括9世纪维京人的入侵和破坏，但也经历了辉煌的重建。法国文艺复兴之后与大革命之前的所谓前现代化时期，恰逢巴黎的城市中心西移。1682年，路易十四将宫廷迁往凡尔赛，贵族们纷纷效仿国王，离开玛莱区，迁往位于城市西部的新宫廷附近地区。

    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当时的“城外之郊”，一夜之间成为了黄金地段。原因无他，它正处在巴黎老城与凡尔赛宫廷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法国最顶级的贵族们需要一个既能远离城市喧嚣，又能方便他们随时前往凡尔赛朝觐国王的地方。

    于是，他们开始竞相抛弃在玛莱区那些虽然华丽但已显局促的旧府邸，在这片开阔的牧场上，兴建起一座又一座宏伟的宅邸。这些建筑不再是中世纪那种临街的堡垒，而是一种更注重私密性的全新建筑形制——Htel Particulier，私人公馆。它们隐藏在高墙之后，拥有广阔的私家花园和幽深的庭院。

    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圣日耳曼德佩区或者说当时更流行的称谓，法布圣日耳曼区，成为了旧制度顶层权力和极致奢华的象征。

    然后，1789年的风暴来临了。

    法国大革命对该地区的清零，是决定性的。

    修道院被解散，其广袤的土地被收归国有。而那些贵族们呢？他们要么逃往国外，成为了流亡者，要么在恐怖统治期间登上了断头台。

    他们的私人公馆，这些旧制度的巢穴，同样被没收。

    于是，一场巴黎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清仓大甩卖开始了。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旧贵族的领地，连同修道院释放出的巨量土地，被一同抛向了市场。

    谁是买家？

    是当时的新贵，是那些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崛起的新晋将军，是在督政府和大革命期间通过投机倒把和供应军队而暴富的银行家与实业家。

    他们买下的不仅仅是石头、土地和花园。他们买下的是一个身份，一段故事，一种合法性。

    旧制度的血统消失了，但旧制度的品味和地址却被这些新主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那些小心翼翼归来的旧贵族残余，与这些财力雄厚的新贵族们，共同重塑了这里。

    从此，圣日耳曼德佩区巩固了它作为巴黎最保守、最排外，也最昂贵的老钱大本营的形象。它成为了正统派的堡垒，与杜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的政治喧嚣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傲的距离。

    而拥有如此血统的一片土地，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法国黄金年代，成为存在主义的摇篮，以及巴黎乃至全世界的知识、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绝对中心，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奇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不是吗？

    一个最保守正统的地方，怎么会成为宣扬“存在先于本质”，质疑一切的激进思想的摇篮？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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