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三个臭皮匠 (第1/3页)

    刘易斯回到威特菲尔德街七号五楼的租屋时，已是午夜两点。

    破旧的楼道里依旧狭窄得像一条缝，墙皮剥落，木板松动，隔壁奶酪仓库的酸腐味顺着窗户钻进来，煽得空气都发黏。往常刘易斯一闻到这味道就头疼、想吐、想骂娘，恨不得拿上火把将奶酪仓库烧个干净。

    但今晚，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仿佛这臭味并不是臭味，而是一种……一种贫穷的象征，在刘易斯三十年的人生中，他竟第一次觉得，这种象征正离自己越来越远。

    按理说，这个时间，他本该在格林酒店那间预订好的套房里呼呼大睡，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住一镑一晚的奢华房间，床单是熨过的，壁炉是亮堂堂的，洗澡水是热的，服务生还会在你的脚边铺一块脚垫……

    那简直就是人生的最高待遇。

    对于他这种平时连啤酒钱都要算计的一便士记者来说，更是奢侈得像骗局。

    但他偏偏没住。

    他坚持回家。

    不是因为节俭，也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另外一个理由——他睡觉认床。

    如果今晚睡在酒店，他明天一准睡过头，或者迷迷糊糊陷在羽毛枕头里不想起。

    可明天早上，他要去一个地方，一个能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地方——白厅街4号，苏格兰场。

    他要去拜会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那位愿意记下他住址、把名片递给他、动动手指就能让所有骇人听闻的案件送到他手里的大人物。

    因此，即便刘易斯醉到眼睛都快睁不开，但他却依然像是个害怕耽误考试的穷学生，坚持要回自己这间床板硌腰、枕头发霉的破租屋，好让明天早上的闹钟（其实是六点钟楼下那几辆拉奶酪大车的铁铃声）把他准时叫醒。

    为了回家，他硬是在科文特花园，从那群刚刚看完戏准备回家的绅士淑女们手里，花高价抢下了一辆出租马车。

    “威特菲尔德街……七号……五楼！”

    他醉得舌头打卷，车夫也嫌他身上酒味大，委婉的拒绝说：“抱歉，先生，但是我看见是那边那位先生先招的手。”

    刘易斯甩出两先令。

    又甩出两先令。

    又掏出最后的半先令。

    车夫立刻闭嘴，把他扶上了车。

    高昂的打车费砸得刘易斯心在滴血。

    为了支付这趟车费，他今天下午刚写进小账本的“去摄政街买一条新领巾”、“去杰明街淘换一只二手银怀表”以及“两份明早的报纸”不得不全部删掉。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马车一路晃，他差点在车厢里睡过去，可是一想到明早如果迟到，让亚瑟爵士等他……

    不！

    刘易斯吓得浑身一激灵，像是被一桶冷水浇在脑袋上。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能给他一次机会已经是上帝开恩，至于第二次……

    想都别想！

    于是他死死撑着，不让自己睡。

    到了威特菲尔德街，他付完了钱，几乎是被车夫一脚踹下车。

    午夜的风迎面吹来，吹得他脑袋更晕，但那张“无名小卒”的名片在他胸口口袋里却热得像火炭，烫的烧心。

    刘易斯踉踉跄跄地爬完五层楼梯，开门，进屋，然后整个人瘫坐在床沿，就像是条被洗衣妇拧干的破布。

    窗外的天色早就暗下来了，透过月色可以看清这间小的可怜的租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半截蜡烛，以及一本快要写不下的记事本。

    夜风吹过窗框，木板咯吱咯吱的响。

    刘易斯在床上躺下，又坐起，再躺下，再坐起。

    睡不着。

    完全睡不着。

    毕竟这种事，这种离奇得像梦，却又真实得要命的事，实在是让人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张名片，被他捏在手心。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摸了它多少遍。

    纸张是厚重的，墨迹是清晰的，每一行字都沉甸甸地压在他掌心，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

    Sir Arthur Hastings

    警务专员委员会的常务秘书，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甚至还是王室的非常驻侍从官，与女王陛下关系亲密……

    刘易斯越看越是欣喜，越看越觉得高兴。

    他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喝醉的傻子，但他的眼角却湿润的。

    因为越是激动，他就越会记起过去三十年里那些难堪的日日夜夜。

    他出生在肯特郡一个破落的海边渔村，父亲是个吊儿郎当的渔夫，母亲死于风寒，父亲因酗酒与债务被教区送进了济贫院。而刘易斯这个半大孩子，本来也该跟着进去，在那些冰冷的石头墙里织麻绳、拧线头，吃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水。

    但教区执事嫌弃济贫院人满为患，觉得让一个半大孩子吃白饭不如把他送去伦敦做事。

    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在伦敦开印刷铺的远房亲戚，刘易斯被塞上马车，连同一件旧外套和一袋燕麦饼干一起丢进伦敦城。

    没有人大发慈悲，只是英国教区做事的一贯方式——能省一笔是一笔。

    刘易斯的住处被安排在印刷铺后头的小阁楼里，他每天负责搬纸、洗字模，手指被割了多少口子他已经记不得了，可他那时不敢叫苦，因为阁楼里还有另外三个比他更小的孩子，他们连床铺都没有，只能睡在麻袋上。

    没人关心他们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们从哪里来，仿佛他们就是几只被丢进城市的野猫，死不死都无所谓。

    直到他十二岁那年，印刷铺倒闭了。

    老板抢在债主上门前，卷钱跑路了，孩子们则被赶上街头。

    那时候，刘易斯的兜里，只有半个便士。

    半便士能做什么？

    买不到热饭，也租不起床位。

    刘易斯那一晚，差点冻死。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那种人。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

    第二天凌晨，他是被报童的吵闹声吵醒的。

    那小子年纪不大，却骂街骂得中气十足，手里还挥着一迭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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