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章 还有希望 (第2/3页)

中华复兴党”竞争的党派，无疑要以这儿的城市议会为最重要的竞争席位。而取得这和的议员席位的人，无疑则是将来各党派争相拉拢的人物之一。

    到达山东的几天之中，“先生夫人”除去李石曾、章太炎、蔡锷等众多自“同盟会”或者与“同盟会”良好关系状态下，转投入“中华复兴党”的人之外，他还见到了专程从南洋到这里，表示南洋华侨们为琴岛政权即将开始的战争支持的陈嘉庚。

    52岁的“先生”看起来比44岁的陈嘉庚要苍老许多，尤其最近在日本的战俘营中住了些许时日，更显面容憔悴至极。

    在这儿却不能不为先生为了中国的未来而做出的贡献，固然他有一般中国政治家无法摆脱的习惯，即“权威思维”。在当时的民国革命家中，大多都是同一个想法。即手下的党员应该听命于已，应该如何、如之何。

    否则，中华革命党就不会在立党之初，要党员们签对其个人的“效忠书”，实则，这不过是那种“权威思维”在作怪。至于事出之因，无非是当年袁世凯要求取得政治地位时，当时由同盟会改组的“老国民党”当中，党员众说纷纭，拿不出一个准主意。

    看得出来，对于那次下野“先生”是耿耿于怀的，究其根本，还是中国那句老话在作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如同“先生”这样的“有志之人”自然要求达了。这也是民国时候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们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结果，便使有志之人成了被政治权益左右、利用的人，也难保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因现实的影响而偏航。所以，根本的错误不在人，而在于手段。“有志”不应该成为口号，“有为”，才是使中国从根本上富强的唯一手段。

    不能不说，日本人在其由封建社会后期，在列强的压力下，转型时的心态比之当时中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要有远见。

    “当时‘广东事变’之后，我原走出去南洋的想法，只是那儿的华侨们如今与中华复兴党的关系比较密切，我担心我们到了那儿受到不明真相指摘，因此我们才取道日本。原本打算坐船前往欧洲，可没想到……”

    这样的话听到陈嘉庚耳中，却未必受用。对方毕竟言谈之中虽然不谈南洋华侨们支持“中华复兴党”的力度过大，但又不甘心不读出自己心理话。的确“先生”的党与他本人曾经在欧洲、南洋各地的华侨当中有相当影响，甚至早先的行动，往往都出自于华侨们的资助。

    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时过境迁。这并不是因为“先生”对于“黄埔士官”学校的攻击，而是出于巴达维亚那次行动，等于向世界宣布了华侨的权利。仅就这一点，早就赢得了南洋华侨的心。

    “是哪，现在的华侨们非常欢迎中华复兴党的人，毕竟是他们在巴达维亚，以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为澳大利亚人生产的军火，为当地华人出了一口恶气。使他们可以在他们辛苦劳动得来的产业上，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正在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

    听到这样的回答“先生”答不上话来，毕竟如果论起来，华侨们曾经对同盟会有过同样的热情，可现在想要重新得回他们的认同，又是一件何选样艰难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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