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基金会 (第2/3页)

金？”

    “方便嘛。”

    “我们没这样的先例啊！”

    “你们马上就会有的。”

    “这个事情要走流程，我说实话，我决定不了。”

    “那你别决定了，我直接去见你们领导，怎么样？”

    ……

    两小时后，余切离开建国门东路，这大堂里面的人议论纷纷，怕是马上就有小道消息要流传了。

    果然，下午艾风就来燕大找到余切。

    艾风是《经济日报》的大记者，采访过诸多政、企人士，上层关系很深。

    他笑道：“余老师又有什么名堂要搞？”

    余切和他说了燕大发生的这些事儿。又道：“个人基金会就起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慈善项目，时间窗口很短，资助对象也很少，却不好不做。有能力的话，最好做一下。”

    “你讲得对！”艾风递给余切一根烟。

    “我不抽。”

    “唉，作家不抽烟，就像是市场经济却不许讲资本增值，当然可以，就是有点奇怪。”

    余切哈哈大笑。

    艾风是个“市场派”。他在“市场”上走得很深，譬如他觉得国企可以把闲置资金用于资本运营——比如投资民企，拿去给产业资本放贷等等。

    这些观点比余教授的想法要大逆不道得多。

    85年，艾风写了一篇反映收入分配的激励文章《面对生活不等式》，鼓励人们正确看待“不等式”的问题。这是一篇鸡汤性质的通讯文章，他早已观察到富人开始变得很富裕了这一现象。

    “好，好！”艾风道，“我正要写分配方面的文章，我以为你就做了一个好表率！有钱了，就要做好事，不要等社会来逼你做好事。”

    接下来的几天，余切只管等待。

    因《朝闻道》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余切拿了一笔稿酬，这篇全文十多万字，王濛力排众议，按照四十块钱每千字价格来结算的，于是余切的稿酬高达六千多元。

    这高吗？

    高，也不高。

    王濛打电话和余切道歉：“我们远远比不过国外的稿酬，只是别人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如福门托奖的奖金，那可是五万美金！真是对不住！”

    作为文学界的goat，王濛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这两年变化十分大。自余切在宝岛《联合文学》拿到四万六千美金的天价稿酬后，作家纷纷走向海外，接着被海外的稿酬震惊得瞠目结舌。

    新一轮的稿酬变革开始了。

    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这些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的作家们，用很短的时间搞清楚了“合同，版税，代理，佣金”这些东西，变得相当精明。

    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曾经计划经济年代的稿酬体系，对他们这些成名作家而言很不利。和吃大锅饭一样，就算你做到了大作家，了不起二十块钱每千字，而一个厉害一些的文学系新生，他也能拿六到二十块钱，没有区别。

    而且因各种原因，稿酬和意识形态相关，总是呈现钟摆一样的巨大震荡。

    写长篇《李自成》的姚雪银，他第一卷46万字，写成于1963年，拿了两万块钱稿酬；第二卷八十万字，发生在七十年代，出了稿酬方面的“限薪令”，他竟没有稿酬，只得到生活补助270元。

    搞笑的是，他爱人帮他的打字，反而拿到了350块钱的报酬。

    出版社实在是觉得姚雪银太惨了，送了他许多套样书作为报酬——不多不少，正好250套！

    然后姚雪银就崩溃了：我每个月只有四十块钱的基本工资，又无稿酬，让哥们怎么写下去？

    当八十年代，稿酬又一次从转向另一端的时候，姚雪银就开始疯狂写了，作家二月河批评姚雪银“给李自成加了太多戏”，“过分拔高了这个人”。

    “不知为何，他简直要把李自成写成完美无缺的领袖。”

    这有可能是姚雪银的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因为新的稿酬制度出来了，姚雪银为了水文，就猛吹李自成了起来。

    王濛谈到现在办杂志的困难。

    “原先我们没有文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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