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5章 两个电话 (第1/3页)

    技术会影响外交官的权力，但不会影响外交官的脑子。

    通信越方便，外交官的权力越小，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冷笑话，但多勃雷宁比任何人都懂它的分量。

    在一战以前，在电报真正覆盖全球以前，驻外外交官是帝国权力的延伸。

    帝国的疆域太大，海洋太宽，殖民地、租界、港口和当地政权之间的局势变化太快，很多决定根本等不到首都批覆。

    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维也纳或者华盛顿的官僚们可以写出漂亮训令，等训令坐船抵达远方时，港口已经换了旗帜，当地的统治者们已经改了态度。

    某个在简报里被称为「地方小冲突」的事件已经变成了战争藉口。

    那时的外交官权力很大。

    「大使」「全权公使」这些词不是礼貌称呼。

    全权意味着你在外有权替国家判断，替国家承诺，甚至替国家制造既成事实。

    马修·佩里带着阿美莉卡舰队去霓虹时，华盛顿只能给个大致的方向。

    站在江户湾外，决定怎样使用炮舰压力、怎样谈判、怎样让幕府签下《神奈川条约》

    的，是外交官。

    等消息回到华盛顿，事情已经发生了，首都能做的只有承认结果。

    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和奥斯曼蒂国边缘地带的外交官更是如此。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

    电线铺进海底之後，首都开始实时呼吸。

    外交官刚和对方谈完一句话，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摘要发回本国。

    办公室里的官僚可以围着电报稿修改词句，要求补问，要求否认，要求拖延，要求立刻执行下一步。

    驻外代表仍然坐在谈判桌前，声音虽从他口中传出，但背後已通过线缆与首都相连。

    俾斯麦比很多人更早明白电报的政治杀伤力。埃姆斯电报本来只是普鲁士国王与法兰西大使会面後的报告，经过俾斯麦删改和发布後，被塑造成双方互相羞辱的样子，直接点燃了普法战争的情绪。

    外交不再只是远方大使之间的斡旋，它被首都里的政治操盘手压缩成几行电文，投进报纸和民众情绪里。

    原始电报与俾斯麦编辑後的版本差异，後来成为近代外交史里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通信的便利甚至变成了外交的陷阱。

    齐默尔曼电报就是最好的例子。

    德意志外交部通过电报向驻墨西哥公使传递秘密方案，试图在阿美莉卡参战时拉墨西哥牵制阿美莉卡，许诺支持墨西哥收复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

    这封电报被英格兰情报截获、破译，并在1917年公开後极大推动了阿美莉卡舆论转向参战。

    通信让权力中心更强，也让秘密更脆弱。

    但在此刻，多勃雷宁站在联合国办公室，却感觉格外孤独，他没有办法仰仗电报，他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想出对策。

    通信再方便，也不能替他做所有决定。

    莫斯科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麽。

    也不可能在干分钟内告诉他怎麽做。

    这一刻，多勃雷宁忽然觉得自己短暂地回到了旧时代。

    回到那种驻外代表必须先替国家挡住第一刀、然後再向首都汇报的时代。

    电报会来，指示会来，安德罗波夫的判断会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也会来。

    但不是现在。

    他必须像十九世纪那些孤悬海外的外交官一样，在首都尚未伸手之前，把局势压住，把证据带走。

    好在自己好像做的还不错。

    猴子被带走，猴子没有死，他完美完成了任务。

    当这两只名为多莉的猴子被送到大使馆後，虽说安全程度比不上在莫斯科，但安全系数和回旋余地都大大增加了。

    那里每一扇门都可以被命令锁上，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被带去写报告，每一份样本都能在国家机器的阴影里消失。

    纽约不行。

    纽约到处都是眼睛。

    即便如此，情况也已经大不相同。

    一旦离开联合国大楼，风险就从无法解释变成了可以拖延。

    白天的多勃雷宁，仍然是苏俄驻联合国大使。

    上午那场荒诞的转运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下午一点半，他准时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厅外的走廊里，深色西装，灰色领带，手里夹着文件夹，步伐不快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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