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第2/3页)

才同意了暂时恢复边境上的榷场贸易，不过这也是只是暂时恢复，是否完全恢复，要视夏国接下来的态度而定。

    但在大宋内部，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又爆发了新一轮的争吵。

    司马光上了一份奏疏。

    这份奏疏很长，从头到尾没有提国债，却通篇都在论「信」。

    他引经据典，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论语》的「民无信不立」，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洋洋洒洒数千言，最後归结於一句。

    「朝廷之信，不在帐册之详、不在张榜之频，而在朝廷之政，是否以民为贵。若朝廷以民为贵，则不借国债，民亦信之......今日朝廷发国债以纾民困，固是不得已之举，然国债之偿，终究要靠来年之税入，来年之税入，终究要靠百姓之膏血。朝廷今日借民之财以救民，明日取民之财以偿债，救民乎？剥民乎？」

    虽然读着会血压飙升，但司马光的有些话，还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认为国债是朝廷向百姓伸手借钱，然後用百姓自己的血汗钱去还，而这笔钱不是朝廷挣来的，实则是朝廷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所以发国债的本质，是在透支未来的民力。

    这个逻辑并非全然无理。

    司马光的担忧则在於，国债偿债的「锚」在将来税入增长，而这个「增长」必然来源於对百姓更充分的汲取。

    所以发国债跟加税，在本质上有啥区别呢？

    但问题是，眼下朝廷面临的根本矛盾，不是未来会不会汲取百姓膏血的问题，朝廷就算没发国债，就不汲取百姓膏血了吗？当然也汲取。

    而且，不发国债，眼下饥荒这一关就过不去，饥民要麽饿死、要麽造反，不管哪样，对百姓的伤害都远比未来被朝廷汲取膏血要大得多。

    更何况，从「开源」的角度来看，其实司马光的立论前提就不成立，因为大宋不仅是对内通过徵税获取财富，更可以在未来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富。

    所以陆北顾不仅并不打算写奏疏去反驳司马光，反而亲自去建议富弼不要在朝会上公开批驳。

    「司马君实所论，并非无理。」

    陆北顾说道：「若朝廷发债成瘾，年年发、层层发，债滚债、息加息，最终确实会如他所言，变成朝廷向百姓伸手的无底洞。所以这笔国债，必须只发此一次的非常之举，待朝廷渡过难关便立即停止，永不再发......唯有这样，国债才不至於沦为後世子孙的枷锁。」

    富弼沉默了片刻，只说了这一句。

    「司马君实是君子。」

    陆北顾知道富弼的意思。

    君子论政，往往只论是非，不论利害。

    司马光那封奏疏，通篇论的是「信」与「民」，这是是非之辩，而富弼与陆北顾在此事上的抉择，从来不是基於是非，而是基於利害。

    是非与利害之间，有一条很难跨越的鸿沟。

    司马光站在鸿沟那一边，富弼与陆北顾站在这边。

    两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那到底谁是对的呢？可能都是对的，也可能都是错的，最终结果如何，还是留给历史去评判吧。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不是吗？

    而朝堂上吵归吵，熬过了这个大坎之後，大宋的国势明显好转了起来。

    随後，枢密院行文各路州、军，若有在灾情初期，便按旧例自行招募饥民充厢军者，已招募者，若尚未刺字，即行放还，已刺字者，暂编入各州、军的厢军，由地方支给口粮，待秋後视情形再定去留。

    九月初，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呈来的奏报，说麟府路以壮易老之法试行已经成功，汰换老卒三千余人，新补壮丁弓马合式者十之七八，营中士气较前颇有起色。

    枢密院正式行文，将以壮易老之法自麟府路推往鄜延、环庆、泾原诸路，以壮易老，不动朝廷一钱一米的军费，只在禁军内部以壮替老，虽进度缓慢，却无扰民之弊，亦无激变之虞，可以说是上上策了。

    而前往夏国的使团归国後，贾岩就留在了西北，他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了解到了很多西军积弊，然後写了一封很长的密信告知与陆北顾。

    这封密信，是按照陆北顾事先跟他的约定，用充作密码本的书籍作为对照来写的，故而单看信件，完全不知所云。

    陆北顾经过解码後，方才翻译出信件原文。

    「子衡如晤。某自二月离京，随王韶使团西行，後归国。此行所见所闻，有可形於公牍者，亦有不可形於公牍者。今悉数写下，不敢隐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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