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四十二章倘塘废弃工厂白鞋飘  左眼见飘心中喜貳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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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章倘塘废弃工厂白鞋飘 (第2/3页)

    “刘管事把阿珍关在这里?” 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林秀突然指着笼角,那里有个生锈的铁皮盒。盒子里装着半只烧熔的白胶鞋,还有张烧焦的纸片,上面能辨认出几个字:“…… 他要灭口…… 鞋里有证据……”

    手电筒的光突然开始闪烁,地窖里的温度骤降。我听见身后传来 “咔嗒” 声,像是有人在走路。转身时,光柱正好照在洞口,那里站着个模糊的人影,手里提着双白鞋。

    “谁?” 我抄起旁边的铁棍。

    人影没说话,只是把鞋往空中一抛。那双鞋竟真的漂浮起来,缓缓朝我们移来。鞋跟处的暗红污渍在光线下格外刺眼,像凝固的血。

    林秀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是我姨婆!她在找另一只鞋!”

    我想起地窖里的半只鞋,赶紧拿出来举过头顶。漂浮的白鞋猛地顿住,然后快速飞过来,与那半只烧熔的鞋拼在一起,虽然断口处无法吻合,却形成了个完整的轮廓。

    这时洞口传来苍老的咳嗽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站在那里,帽檐压得很低。“七十多年了,总算凑齐了。” 他抬起头,脸上布满皱纹,左眼是个空洞的疤痕。

    “刘管事?” 林秀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老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本账册:“当年我贪了厂里的料,被阿珍发现。她要告诉厂长,我一时糊涂……”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初七,他把阿珍锁在地窖,想等风头过去再放她走。没想到当晚有人放火,等他撬开地窖时,只找到这半只鞋。

    “放火的是谁?” 我追问。

    “是镇上的联保主任。” 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他拿了日本人的好处,要销毁厂里为新四军做军鞋的证据。那批鞋的鞋底都做了暗记。”

    他指着鞋跟处的红漆标记:“阿珍发现了这个,才被灭口的。”

    老人说,这些年他总在月圆之夜来厂区,把那双修复好的白鞋挂在房梁上,希望能平息阿珍的怨气。可每次挂上去,鞋都会自己飘起来,像在寻找什么。

    “她在找真相。” 林秀把两截断鞋合在一起,泪水滴在鞋面上,“奶奶说,姨婆总说要让好人不蒙冤,坏人受惩罚。”

    我们把账册和证据交给了当地文物局。专家鉴定后确认,利民鞋厂确实在抗战期间为地下党提供过军鞋,刘管事的账册和阿珍的遗物成了重要史料。

    三天后的月圆夜,我和林秀又去了白鞋坊。主楼大厅里空荡荡的,房梁上空无一物。月光透过破窗洒在地上,像铺了层银霜。

    “她走了。” 林秀轻声说。

    离开时,我回头望了一眼,仿佛看见厂房的阴影里,有个穿旗袍的姑娘微笑着转身,脚上的白鞋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后来王老汉告诉我,镇上再也没人见过漂浮的白鞋。只是偶尔在雨夜,有人会听见鞋厂方向传来缝纫机的声响,哒哒哒,像在赶制一双永远做不完的鞋。

    我把这个故事写成特稿,发表在报纸的民俗版。编辑说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想起了自家老人讲过的类似故事,有人问那双鞋最后去了哪里。

    我没有答案。或许有些执念,会化作某种形式留在世间,直到真相大白的那天。就像倘塘镇的雨,虽然带着铁锈味,却总能洗去些什么,留下些什么。

    特稿发表后,倘塘镇突然热闹起来。不少民俗爱好者和探险者慕名而来,都想亲眼看看那座传说中的白鞋坊。镇政府索性将废弃厂区修缮一番,开辟成了 “利民鞋厂历史陈列馆”,林秀成了这里的讲解员。

    我再次来到倘塘时,正赶上陈列馆开馆仪式。林秀穿着改良的旗袍,站在阿珍的照片前,向游客讲述那段尘封的历史。她的声音清亮,眼神坚定,再也不见当初的怯懦。

    “这是当年的次品胶鞋,刘管事就是用它们调换了优质原料。” 她指着展柜里的展品,“而这半只烧焦的白鞋,是阿珍姨婆留下的最后线索。”

    人群里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完讲解后久久不肯离去。她拉着林秀的手,从包里掏出个布包:“姑娘,你看看这个。”

    布包里是双绣着梅花的鞋垫,针脚细密。“这是我母亲做的,她当年也在这鞋厂做工,说有个叫阿珍的姐妹,总帮她抢重活干。” 老太太抹着眼泪,“母亲临终前还念叨,阿珍是个好人,不该落得那样的下场。”

    林秀把鞋垫放进展柜,和那双白鞋的残片放在一起。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两件物品仿佛在无声地对话。

    那天下午,我在陈列馆的留言簿上看到很多留言:

    “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被温柔以待。”

    “历史不该被遗忘。”

    “那双鞋,其实是正义的眼睛吧。”

    离开倘塘时,林秀送了我一双布鞋,是她亲手做的,鞋底纳着细密的针脚。“这是按当年的样式做的,” 她说,“我奶奶教我的,她说手艺不能丢。”

    车窗外,白鞋坊的红砖厂房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我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传说更长久,比如善良,比如真相,比如一双鞋里藏着的,关于尊严与正义的故事。

    半年后,我接到林秀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些许犹豫:“李记者,你能不能再来一趟倘塘?出了些怪事。”

    赶到陈列馆时,发现好几件展品被移动过位置,最奇怪的是,那双白鞋残片竟出现在了当年阿珍工作的缝纫机旁。

    “夜里值班的保安说,听见展厅里有脚步声,像是有人穿着硬底鞋在走。” 林秀指着监控录像,画面里空无一人,但确实能看到展柜的玻璃门自己打开了。

    我们调取了所有监控,发现在凌晨三点,总有个模糊的白色影子在展厅里移动,最后停在阿珍的照片前。

    “会不会是刘管事?” 我想起那个独眼老人,他上个月去世了。

    林秀摇摇头:“他的葬礼我去了,走得很安详。”

    当晚我们留在陈列馆守夜。凌晨时分,缝纫机突然 “咔嗒” 响了一声,我和林秀同时站起来,看见那双白鞋残片正悬浮在缝纫机上方,像是有人在穿着它踩踏板。

    “阿珍姨婆?” 林秀轻声问。

    残片轻轻晃动了一下,然后缓缓落在缝纫机的踏板上。踏板随之上下移动,仿佛真的有人在操作。

    我突然注意到缝纫机的抽屉没关严,里面露出个蓝色的本子。打开一看,是本考勤簿,上面记录着 1946 年所有女工的出勤情况。在阿珍的名字后面,最后一天的记录被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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