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一张教案背后的民办大学图景 (第2/3页)

” 进来，“送” 出去

    9 月的江城秋老虎正烈，鹿晓晓却被迫加入招生宣传队。“每天要打 200 个电话，被骂‘骗子’是常事。” 她展示的招生话术手册上，赫然写着 “毗邻江城光谷”“与多家企业共建实习基地” 等模糊表述，实则学校位于郊区工业园，所谓 “实习基地” 只是几家小工厂。

    这种焦虑源于残酷的生源竞争。2025 年该校计划招生 2200 人，实际首轮录取仅1780 人，补录两次后仍缺额 112 人。这并非个例：全国已有多所民办本科高校取消文化课分数限制，部分院校甚至出现 “零投档” 现象。背后是双重挤压：一方面 2024 年出生人口跌破千万，10 年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减少 40%；另一方面 87 所职业本科高校崛起，其 “技能 + 学历” 模式更受考生青睐。

    “毕业关”，这个看似平常的词汇，却蕴含着无尽的波澜和惊险。在鹿晓晓所教授的《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竟然有多达 12 名学生未能通过考核，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系主任竟然要求鹿晓晓对这些学生“适当放水”，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毕业。系主任的理由是：“要是这些学生毕不了业，明年家长就不会送孩子来了。”这样的说法，虽然看似无奈，但实际上却是对教学质量的一种忽视和妥协。

    这种“低标准毕业”的现象，不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专业素养，更会导致教学质量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学校的声誉和口碑也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据某教育评估机构的数据显示，民办高校学生的满意度已经连续三年低于公办院校 20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低标准毕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让人们对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二）经费困局：学费撑起的 “空中楼阁”

    “涨学费是唯一的活路啊！”财务处长的这句话，仿佛是一道沉重的叹息，道出了整个行业的隐痛。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所学校的学费一路飙升。从 2020 年的 1.8 万元/年，到 2023 年已经涨到了惊人的 3.2 万元/年，涨幅高达 77%！这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给学生和家长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然而，即使学费不断上涨，学校的财务状况依然不容乐观。2023 年，学校竟然出现了高达 1000 万元的资金缺口，这使得原本计划中的图书馆扩建工程不得不暂时搁置。

    图书馆扩建工程对于学校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还能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储备。但由于资金短缺，这个重要的项目只能被迫延期，实在令人惋惜。

    这种 “以学养学” 的模式在民办高校中极为普遍。全国民办本科高校学费大多在 1.5 万 - 4 万元之间，最高达 14 万元 / 年，但与公办高校相比仍显拮据，公办高校仅财政投入就不低于民办高校的学费收入。更严峻的是，高学费与低就业形成强烈反差：该校 2023 届毕业生平均起薪 3800 元，仅为公办同类院校的 65%，不少家长直言 “花冤枉钱”。

    经费短缺直接冲击教学质量。鹿晓晓的管理实验室里，15 台电脑有 6 台无法正常开机，“想做个数据分析实验都要排队”。而公办高校同类实验室早已实现一人一机，还配备专职实验员。这种差距导致民办高校陷入 “生源差 — 经费少 — 质量低 — 生源更差” 的死循环。

    （三）治理乱象：家族化管理的隐形枷锁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鹿晓晓终于对这所学校的“权力版图”有了清晰的了解。原来，校长的儿子负责后勤工作，儿媳则掌管着财务大权，甚至连食堂都是由他弟弟承包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民办高校中并非罕见，据某调查显示，有高达62%的民办高校存在“举办者一言堂”的现象，社会参与治理的渠道几乎完全被堵塞。

    这种治理僵化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活力。鹿晓晓曾经提出开设“数字经济”选修课的建议，但却因为“增加课时成本”的理由被驳回。她还想组织学生参加创业大赛，却被告知“不如多招几个学生来得实际”。

    更让人担忧的是财务透明度的问题。这所学校从来没有公开过学费的使用明细，有教师甚至爆料称“部分学费被用于校长家族的房地产投资”。这样的情况让人对学校的财务管理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也让人对学生们所交的学费去向感到担忧。

    考核机制的错位更显荒诞。学校将招生指标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占比高达 40%，而科研成果占比不足 10%。“教得再好不如招得多”，这种导向让不少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拉生源上，教学质量沦为 “次要任务”。

    三、社会认同：难以撕掉的 “差等生” 标签

    （一）生源困境：被挑选后的 “剩余者”

    鹿晓晓的第一堂课就遭遇尴尬：点名时发现 13 名学生高考分数低于本科线，是通过 “补录政策” 进来的。“他们上课要么睡觉要么玩手机，布置的作业一半人不交。” 她的无奈折射出民办高校的生源现状，2023年全国民办本科平均录取分数线较公办院校低 81份，部分省份甚至出现 “只要报名就录取” 的情况。

    生源质量直接影响教学开展。她设计的案例分析课，因学生缺乏基础理论知识难以推进，不得不改为 “划重点、背考点” 的应试模式。“感觉自己不是大学老师，更像高中班主任。” 这种教学降维让不少名校毕业的教师选择离职，进一步加剧师资危机。

    更令人揪心的是学生的 “自我否定”。一次班会中，有学生直言：“反正我们是三本，再努力也比不上公办的，混个毕业证就行。” 这种消极心态在民办高校中普遍存在，某心理咨询机构调查显示，民办高校学生焦虑症发病率较公办院校高 27%。

    （二）学历歧视：看不见的就业壁垒

    “民办本科连简历关都过不了。” 这是鹿晓晓听到的最多抱怨。2024 届毕业生小王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投了 56 份简历，仅 3 家企业给予面试机会，其中 2 家明确表示 “优先考虑公办院校”。这种歧视并非个例：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82% 的国企、57% 的上市公司在招聘时明确要求 “公办本科及以上学历”。

    考研深造同样面临 “第一学历” 门槛。该校 2023届有 112 名学生考研，仅 17 人过线，其中 12 人因 “本科为民办院校” 被复试刷掉。“老师，我分数比公办的高，为什么还是没被录取？” 学生的质问让鹿晓晓无言以对。这种 “学历出身论” 在高校招生中愈演愈烈，民办学生陷入 “考研难、就业难” 的双重困境。

    社会认知的偏差更显致命。鹿晓晓参加学术会议时，自报院校后常遭遇沉默：“他们要么以为我是行政人员，要么问‘你们学校招不够人吧’。” 这种偏见源于长期积累 —— 在很多人眼中，民办高校仍是 “花钱买学历” 的代名词，甚至与 “野鸡大学” 划等号。

    （三）校友短板：无米之炊的资源困境

    “公办高校靠校友捐大楼，我们连校友联系方式都不全。” 校庆筹备会上，校长的叹息道出了民办高校的共同尴尬。该校建校 18 年培养了 2.2 万名毕业生，但校友捐赠累计不足 50 万元，且多为几百元的小额捐款。相比之下，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作为民办高校，2024 年单笔捐赠就达 43 亿元，差距悬殊。

    校友资源的匮乏直接影响发展后劲。公办高校通过校友网络获得科研项目、就业机会、资金支持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民办高校只能 “单打独斗”。鹿晓晓曾想联系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却因 “没有校友牵线” 屡屡碰壁，最终只能依靠校长的私人关系对接了两家小微企业。

    更深层的问题是校友认同感缺失。“毕业多年从不参加校友会，说出去没面子。” 一位 2015 届毕业生的坦言颇具代表性。这种情感疏离源于在校期间的 “低质量体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