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1935年末 (第1/3页)

    1935年12月31日的昆明，寒意渐浓。李宇轩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冬雨。亲信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两份电报放在红木办公桌上。

    “主席，金陵和陕北都来了电报。”

    李宇轩先拆开金陵的电报，上面是委员长熟悉的语气：

    “景行吾弟：赤匪窜抵陕北，元气大伤，正宜乘胜追击，永绝后患。望即整饬所部，开春后北上会剿。民族复兴，在此一举。”

    他面无表情地放下，又拆开另一封。这封电报用的是一张略显粗糙的纸张：致景行先生吾兄台鉴：

    忆昔星城一师执经问难之日，先生春风化雨，启我蒙昧、正我文风，于修身治学、立世救国多有教诲。犹记先生讲授经史时，每论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声情激越，令我辈热血沸腾。灯下批改课业，字字珠玑，既严责疏漏，更勉以“经世致用”之学 。彼时受教之恩，弟铭感五内，未尝一日或忘。

    后共事黄浦军校，先生擘画军事教育，我则奔走农运宣讲，虽所司各异，然同为践行革命理想、培育救国英才而戮力，朝夕切磋，意气相投。先生严谨之治校风范、深沉之报国情怀，更让弟深知“救华夏”非空谈，需以实干奠基、以铁血担当。昔日师生，今朝同志，那段同舟共济之时光，至今思之，仍感怀不已。

    今华夏沉疴日重，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蚕食华北，《何梅协定》之屈辱未散，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弟率赤军万里长征，历雪山草地之险、经枪林弹雨之苦，非为割据一方，实乃为北上抗日、救亡图存。此心此志，如先生昔日所教“正大光明”，昭如日月，可鉴天地。

    先生今侍中枢，深得信任，且素怀忠贞之志、经世之才，当明“民族大义重于一切”之理。昔日党派之见、政见之分，在亡国危机面前，皆为细枝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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