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繁华下的影 (第1/3页)

    泰山封禅的辉煌，如同投入帝国中枢的一颗巨石，激起的波澜层层扩散，经久不息。返回长安后，这种“黄金时代”的盛世气象，非但没有随着大典结束而减弱，反而在朝廷有意的推动和民间的自发传颂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长安、洛阳两京，乃至天下各主要州县，都陆续接到了朝廷颁布的、详述封禅盛况与“天降祥瑞”的邸报、露布。官府组织吏员、乡绅在闹市宣讲，茶楼酒肆的说书人将“天皇登岱岳、天后亚献礼、梁国公终献、天现紫气祥云”的故事编成段子，说得天花乱坠，引人入胜。坊间的雕版印刷作坊，加班加点赶制着粗糙但生动的“泰山封禅祥瑞图”，虽然画工拙劣，但“天皇”、“天后”、“梁国公”的形象以及那夸张的“五彩日晕紫气”却清晰可辨，销路极佳。一时间，举国上下，无论是庙堂高官，还是市井小民，言必称封禅，语必及祥瑞，“天皇天后圣德齐天”、“梁国公功高盖世”、“大唐盛世，天命所归”的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进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在这极致的繁华、无上的荣耀、看似铁板一块的“天命所归”叙事之下，一些细微的、不和谐的影子，已经开始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悄然滋生、蔓延。这些影子，或许暂时无法撼动那巍峨的权力巅峰，却如同白蚁蛀蚀巨木，无声地侵蚀着盛世根基，也映入了那位身处权力核心、却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清醒的梁国公眼中。

    朝堂之上，表面的和谐与颂扬声浪之下，暗流涌动得更为隐蔽，却也更加深刻。

    首先是关于“祥瑞”的后续处理。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自然是弹冠相庆，将此视为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们不但力主将祥瑞之事详载史册，还倡议在各州县学宫、文庙，乃至交通要道，刻石立碑，广布祥瑞图像与颂文，务求“使妇孺皆知，咸颂圣德”。这提议得到了武则天的默许甚至鼓励。然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一些地方官员为了逢迎上意，或为了凸显政绩，开始“创造”祥瑞。某地声称“禾生双穗”，某地报告“枯木逢春”，更有甚者，竟伪造“麒麟现世”、“凤凰来仪”的“祥瑞”，层层上报，以期邀宠。起初朝廷还煞有介事地派人查验、嘉奖，但此类“祥瑞”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渐渐引起了一些务实派官员，乃至部分原本支持封禅的中间派官员的反感。私下议论中，开始出现“谀媚成风”、“劳民伤财”的微词。虽然无人敢公开反对“天示祥瑞”本身，但这种为了****而层层加码、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让李瑾嗅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他知道，当“祥瑞”从偶尔的天象或难得的自然奇观，变成可以人为“制造”的政治工具时，其神圣性和威慑力就开始贬值，甚至可能反噬。

    其次，是封禅的巨大消耗与后续的财政压力，开始初步显现。此次封禅，动员人员数十万，历时近半年，沿途修建行宫、道路，供应粮草物资，赏赐百官、将士、藩国使节，乃至最后的大赦天下、减免赋税……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的支出。虽然帝国经过多年积累，府库充实，但如此规模的消耗，依然让户部官员暗暗叫苦。封禅归来后，皇帝李治在“祥瑞”和“盛世”的鼓舞下，精神短暂亢奋，连续批准了几项大型工程：在洛阳增修宫室，在长安扩建皇家道观以供奉“泰山祥瑞”，在龙门石窟开凿新的、规模更大的帝后礼佛图……这些工程，加上维持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边防军费，让帝国的财政开始感到吃紧。户部尚书几次在政事堂会议上委婉提及“用度稍奢”、“宜加节俭”，都被许敬宗以“彰显国威”、“上应祥瑞”为由驳回。武则天对此不置可否，既未明确支持大兴土木，也未严厉制止，似乎有意借此观察各方反应，也测试帝国财政的承受底线。李瑾冷眼旁观，心中计算着不断增长的财政数字，他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封禅的辉煌，开启了“盛世”的炫耀性消费模式，若不加节制，再丰厚的家底，也终有耗尽的一天。而财政的窘迫，往往是帝国由盛转衰的最直接信号。

    再次，是关于权力继承的暗流，因为封禅而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太子李弘，在封禅归来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处理政务却越发勤勉细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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