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重释经典义 (第2/3页)

或解释为“君王失德，非女子之罪”，重点批判昏君，为“红颜祸水”论脱敏。

    对《尚书》，除了继续弱化“牝鸡司晨”的负面解读（将其解释为特指商纣王时妇人干政乱国，而非普遍规律），更重点阐发《尧典》、《舜典》中关于尧舜禅让、选贤与能的思想，暗喻“唯德唯才”是执政的关键，而非性别。同时，大书特书《尚书》中关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将其与当下“二圣”的“仁政”联系起来。

    对《礼记》，尤其是《内则》、《昏义》等篇，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传统解释强调“男尊女卑”、“妇人从人”，而许敬宗等人则引导学者们着重阐发其中关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积极内涵，并将其与“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强调“家齐而后国治”，一位具有卓越德行和智慧的“国母”或“贤内助”，对于“齐家”乃至“治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甚至从古籍中搜罗、或“重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代贤明后妃（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辅佐夫君、教化子孙、安定邦国的记载，将其系统整理、放大，作为“圣母临朝”的历史先例和理论依据。

    对《周易》，则巧妙运用其阴阳变化、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承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大力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并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的道理，强调阴阳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特定时期，比如“阳”弱（指皇帝多病）或天下需要“柔顺”之德来调和时，“阴”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这便为女性在特殊时期的执政，找到了哲学上的合理性。

    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有许敬宗的导向和北门学士们的推动，但参与其中的许多传统学者，内心深处对如此“为我所用”地诠释经典，尤其是明显为女性执政张目的诠释，感到抵触和不安。辩论时有发生。

    一次，在讨论《礼记·郊特牲》中“妇人无爵，从夫之爵”的经义时，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儒生，姓郑，是研究《三礼》的世家，耿直地提出：“此经义昭然，妇人本无独立爵位，其荣辱系于夫、子。今若强行曲解，恐非治学之道，亦难服天下士人之心。”

    元万顷立刻反驳：“郑公所言差矣。圣人之言，需观其大义。‘妇人无爵’，乃言其礼制名分，然妇人有无德行才具？有无辅佐之功？古之太姜、太任、太姒，虽无天子、诸侯之爵，然其贤德教化，泽被周室八百年，其功岂在爵位之下？今皇后天后，佐陛下理万机，夙夜匪懈，德被苍生，此乃大德大能，岂可拘泥于‘无爵’之文，而掩其经天纬地之功？吾辈注经，当通其变，使圣人之学，能应时务，能彰懿德，方不负圣人之心，亦不负陛下、天后重托！”

    郑老儒生面红耳赤，还想争辩，旁边几位与他相熟的学者暗暗拉他衣袖。他们看到，端坐于上、监督经筵的许敬宗，脸色已然沉了下来。最终，在“领会圣意”、“通达时变”的大帽子下，郑老儒生的意见被搁置，注释的方向，依然朝着论证“妇人贤德可配天地，功绩不囿于名爵”的方向进行。

    类似的“学术争论”时有发生，但结果大多类似。在政治权威和主流导向的双重压力下，在“北门学士”们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辩才面前，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学者，或沉默，或妥协，或选择性地保留意见，只在自己的专门领域内做考据功夫，对涉及敏感政治诠释的部分，避而不谈。也有少数硬骨头的学者，以“年老体衰”、“学问不精”为由，请求退出，朝廷也大多“恩准”，并未强留，但这些人自此在学术界便逐渐边缘化了。

    李瑾作为宰相，也时常被邀请参与经筵的“评议”。他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他理解并支持武则天为巩固权力而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的努力，清除那些攻击性的谶纬和流言，构建有利于她执政的理论基础，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是必要的。他也同意，对经典的解释不应僵化，应当结合时代需要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许敬宗等人如此露骨、甚至不惜曲解经义来迎合政治需求的做法，抱有保留态度。他认为，这或许能解一时之急，但长远来看，损害了学术的独立性和经典的神圣性，可能开启一个“以经注我”而非“我注经”的恶劣先例。

    在一次经筵评议中，当讨论到如何诠释《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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