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金银如潮水 (第2/3页)

得有限。如今，在相对严密、透明的市舶司制度下，大部分税收和博买利润，都以金银或可直接兑换金银的“轻货”（丝绸、瓷器等）形式，解送中央。五大市舶司，如同五台强劲的抽水机，从浩瀚的国际贸易中，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泵入帝国的财政血管。

    然而，最根本、规模也最难以精确统计的，是民间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 大唐的瓷器、丝绸、茶叶、铁器、书籍等商品，在海外市场具有几乎垄断性的竞争力，价格高昂且需求旺盛。而海外输入的商品，除了香料、珠宝等奢侈品，多数是大唐不那么急需，或可替代性较强的。这就造成了持续、巨大的贸易顺差。番商、海商为了购买大唐货物，必须支付硬通货——黄金、白银，或能够迅速变现为金银的波斯、大食银币。于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在每一艘返航的唐船底舱里，在每一个海商巨贾的密库中，在遍布全国的“柜坊”保险箱里，金银如同百川归海，从日本、新罗、南洋、天竺、波斯、大食、乃至更遥远的拂菻、非洲海岸，悄无声息却无可阻挡地流入大唐，沉淀下来。

    这股金银洪流，首先充盈了国库。皇帝的内库、朝廷的左藏、太府寺的仓库，前所未有的充实。这使得朝廷在应对水师扩张（更多战舰、更优饷械）、边军赏赐、大型工程（如河工、驰道、宫室修缮）、灾害赈济乃至对外赏赐时，底气十足。户部官员们开始头疼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钱太多，如何保值、如何有效投放、如何防止物价腾贵”。传统的以实物（绢帛、粮食）为主的税收和支付体系，在金银的冲击下开始松动，金银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空前增强。

    其次，滋养了新兴的海商、手工业主和金融家。大海商们通过贸易赚取了海量金银，他们不仅用于奢侈消费、购置田产，更将巨资投入再生产：订购更大更多的海船，投资矿山、工场，开设柜坊经营汇兑借贷。岭南、江浙一带，出现了专门从事金银熔铸、鉴别、兑换的“金银铺”，生意兴隆。一些资金雄厚的柜坊，甚至开始尝试发行以金银为本位的“钱票”（类似银行券雏形），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资本的集中和流动。手工业也因需求旺盛和资本注入而扩张，匠人收入提高，刺激了技术创新。

    然而，这“金银潮水”并非全然甘霖，它也带来了复杂的效应和潜在的风险。

    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开始显现。虽然帝国疆域辽阔，商品总产量也在提升，但金银的集中、快速涌入，尤其是在沿海贸易中心和洛阳、长安等消费大城，导致对土地、房产、奢侈品、乃至优质粮食布匹的需求激增，推动了这些资产和商品的价格。普通百姓，尤其是非贸易区、非手工业地区的农民，并未直接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却可能因粮价、布价（因部分土地改种经济作物或劳动力流向工坊）的温和上涨而感到压力。

    社会风气的奢靡化加速。金银的易得（至少对富裕阶层而言），助长了炫富、攀比之风。洛下、扬州、广州，豪门竞相修建园林宅第，服饰器用力求新奇豪奢，宴饮无度。“一食千金”、“一掷百万”的故事时有所闻。这与朝廷中一部分崇尚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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