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东林春议 (第1/3页)

    二月十八，南京国子监。

    春风拂过秦淮河，吹进这所天下最高学府的朱漆大门。但今日监内的气氛，却与这和煦春光有些格格不入。明伦堂前的广场上，数百名监生肃立，鸦雀无声。高台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身着绯袍，须发皆白，神情肃然。

    “诸生！”高攀龙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今日召集尔等，非为讲经，非为课试，而为一论国事。”

    台下监生们微微骚动。自去年项煜案发，国子监一直处于压抑状态。那些曾联名上书抨击新政的监生，大多受到训诫，有的甚至被革去功名。如今高攀龙这位东林前辈、都察院首宪亲临，监生们心中难免忐忑。

    “老夫知道，”高攀龙目光扫过众人，“尔等之中，多有对新政疑虑者。有人说新政‘与民争利’，有人说新政‘动摇国本’，还有人说新政‘苛待士绅’。今日，老夫便与尔等论一论，这新政到底为何物！”

    他接过随从递上的一卷文书：“此乃苏州府去岁与今年二月，同一户佃农的收支账目，经户部、都察院三方核实，绝无虚假。”

    文书被抄录多份，分发给前排监生。众人传阅，议论声渐起。

    账目清清楚楚：佃农张阿大，租种地主周家水田十五亩。去岁，亩产稻谷二石，总收三十石。按旧例，交租十五石（五成），丁银八钱（折粮一石），田赋三升（折粮半石），实余粮十三石半。一家五口，口粮需十八石，缺口四石半，需借粮度日。

    今年新政后，清丈出周家隐田，张阿大分得自耕田五亩。十亩仍租种，租减为四成。岁收：自耕田五亩收十石，租田十亩收二十石，合计三十石。交租八石，田赋按亩征（自耕田五亩征一斗五升，租田十亩由地主纳），丁银摊入田亩，佃农不纳。实余粮二十石八斗五升。除口粮十八石，尚余二石八斗五升，可换钱买布买盐。

    “这……”一个监生忍不住出声，“若账目属实，这佃农岂非日子好过多了？”

    “自然属实！”高攀龙道，“此非特例。苏州府已清查三千户，八成佃农负担减轻，两成持平。为何？只因新政将丁银摊入田亩，无田者不纳；清丈隐田，佃农可分田；限制地租，不得过四成！”

    他提高声音：“诸生读圣贤书，当知‘民为贵，社稷次之’。新政让佃农得实利，此非‘与民争利’，实为‘予民以利’！”

    台下监生们陷入沉思。他们都是读书人，自然能看懂账目，也能明白其中道理。

    “至于‘动摇国本’，”高攀龙继续，“老夫问尔等：国库空虚，边饷欠发，若不加赋，钱从何来？去岁江南清出隐田三百万亩，今年可增赋税四十万两。这笔钱，用于辽东军饷、河南赈灾、兴办学堂，此非巩固国本乎？”

    “再说‘苛待士绅’。”老御史语气转冷，“士绅享朝廷优免，占田连阡陌，却纳税极少。苏州申家，田三万亩，去岁实纳田赋不过九百石，平均亩赋三合！而佃农租种，亩交租一石。士绅获利三十倍，纳税不足三十税一，此公平乎？”

    “新政让士绅按实有田亩纳税，此非‘苛待’，实为‘公平’！若连这点税都不愿纳，还谈什么‘以天下为己任’？”

    这番话如重锤击在监生心头。他们多出身士绅家庭，自然知道家中田产实情。以往觉得天经地义的事，经高攀龙这一剖析，竟有些站不住脚。

    “可是高先生，”一个监生鼓起勇气提问，“新政推行中，胥吏勒索、强行摊派之事，屡有发生。学生家乡便有此事，清丈田亩，胥吏收‘丈量费’；推行新税，胥吏收‘手续费’。小民未得新政之利，先受其害，此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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