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四章 筹备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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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筹备 (第3/3页)

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便没有到家。

    他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样说道:“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不,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我继续着,“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外国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我顶不高兴,有些人跑到英国、美国去,三两年回来,便装出一个了不起的样子。其实那些都是骗子!”

    陈诚笑起来了。他反问我:在目前哪儿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荐了鹿地。我说:鹿地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立地同意了。于是他和我联名,当下发了两通电到广州去,一通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通给当时的保安处长某,是陈诚系统的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这样便丝毫也没有阻碍,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鹿地夫妇也就安然到达了。

    剩下的是他们的待遇问题。当陈诚接见了他们之后,他和我商量到这个问题来了。我提议聘鹿地为设计委员。那时政治部是有一个设计委员会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车马费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资历来讲,他当然可以做设计委员。

    陈诚说:他们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月二百元怕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两位都做设计委员吧。

    于是,这一个待遇问题也就决定下来了。

    设计委员本有留部和属厅的两种。鹿地夫妇被指定属于后一种,他们在事实上便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在这儿也想说点后事。

    他俩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抗战相终始,在前期的宣传工作中帮了很大的忙,而在后期却受尽了限制和迫害。那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六、典型作风

    筹备工作费了一个月的光景。靠着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帮忙,整个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计划,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问题,大体上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确实有把握在四月一号开锣了。

    但有一件事情却始终得不到解决。那就是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章:事业费的问题了。我很想抓紧着陈诚给我的一句话:少编两个国防军,你总可以够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却是最后的那个问号(?)。

    根据两个国防军的经费,我请各科各处的负责人订出自己的预算,再汇合起来成为厅的总预算。

    大家斟酌损益地差不多费了两个星期,把预算搞出来了。总数是每月事业费七十二万元。这在事实上并没有超过两个国防军的经费。

    在第一次在汉口招待全体设计委员共同午餐之后,我坐上陈诚的汽车一同过江。我把两厚册预算书,亲手交给了他。他问我:总数有多少?我把数目告诉了,而他只含着笑说:回头慢慢研究吧。

    这一“研究”真个是“慢”而且“慢”,很久没有下文。经过了多方催促,算间接地知道,数目太大了。那么两厚册预算书,我们为图迅速起见,只备了一份,却没有发还,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数目既过大,就只好重新改编了。

    怎么改编法呢?

    在那时我们认为电影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设一个第二制片厂,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经济。这项的费用在第一次预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认为不必要,当然也就只好删去了。其他的工作倒也比较灵活,钱多多做,钱少少做,项目保留,数目缩小,如此而已。

    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

    标准依然没有指示,大家只好又来揣摩着,索性翻它一个筋斗,由七十二万改成二十七万。照着这样的比例,在各种必须保留的项目下,大刀阔斧地砍削。

    又费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预算编成了。离开锣期的四月一日,已经没有几天,想迅速得到解决,又由我直接提交给了陈诚。

    这一次倒比较爽快,对方把总数看了一下,当面给了我一个回答: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还嫌数目太大了呢?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我有点不大高兴地这样说着。

    他迟疑了一会儿,又问我: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陈诚又笑起来,他说:“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他们再商量一下。”

    于是那第二次预算书又同样地遭到了石沉大海的命运。

    这事对我倒并不是什么打击,反而是一种启示:小处敷衍,大处不放松。这就是反动派的典型作风!

    让我也再说一点后话吧。三厅的预算,在工作开始之后,很久都没有成立。一直到武汉撤退、长沙大火,政治部已经迁到了衡阳之后,才得批准了四万多块钱的预算。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说三厅在武汉时代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轰轰烈烈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情绪。可惜组织民众的权限不在我们手里,而是事事被反动派对消,结果便只能落得个空空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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