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宣传周 (第2/3页)

时激昂起来了。

    寿昌要我致开幕词，我便即兴地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这场开幕词，被保留了下来：

    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

    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

    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便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来涣散了楚霸王的兵士。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终于敌不过歌咏的声音。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歌咏的。

    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光复的还有好几省的土地，我们应该歼灭的还有很不少的敌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倭寇驱除。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帝国主义！

    这些话假如要过细推敲起来，其实是有毛病的。分明四面唱的都是中国歌：如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之类，如何能说是“四面倭歌”？但希望朋友们也不要以辞害意。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永不会磨灭的。

    歌咏的声音，无疑是扩展到了全世界，扩展到了全中国，至少就在当天的的确确是扩展到了全武汉。

    民气果真是发扬起来了！……但是，真正意义的“收获”呢？

    四、阻碍横生

    党老爷们是害怕人民的，特别是害怕人民的那股活气。假使人民一活了，党老爷们便要死了。

    陈诚要三厅搞扩大宣传周，本心是想为新成立的政治部，为他这个政治工作的入伍生，增加一点光彩。但没有想出武汉的民气竟那么一点就燃了。于是乎他，和他的一竿子人，就又害怕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党本部躲进了重庆，有几位留在武汉的高级人员，如宣传部长邵力子等，作风比较温和，人手少，也不能有什么作为。检查机构还没有成立，一般的言论倒还比较自由。然而严厉的检查工作却在政治部的内部开始了，而我们三厅就是被检查的主要对象。

    三厅的朋友们都是自由惯了的，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味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我自己为慎重起见，在开始时对于每一种宣传文字都要过目，有时还要加以大刀阔斧的改削，简直成了一个改国文课卷的教员。尽管这样慎重，弄得朋友们都不高兴我了，然而，依然一出马便闹出了岔子。

    在宣传周开幕的头一天，适巧筹备会赶印出了一种极小极小的小册子，是老向著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李宗仁在那时是指挥着台儿庄那一方面的军事的。因为那几天太忙，这份原稿我却不曾过目，印出之后在会场上分散，我便感觉着有点不安。但想到是老向著的，这本来是他们国民党的人，而且用的是筹备会印行的名义，我也就没有过于拘泥了。但等到分发到陈诚的手里，他便立地向我抗议。

    “这个小册不妥当，不能替任何的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幸好还没有散发。于是便在当场把全部的印刷品扣留了起来。

    这事情我以为大约不会发展了，但没想出在第五天上突然接到本部来的一道训令。训令上说：

    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我明白这是借题发挥，事实应该还是“李宗仁”那个小册子种下了前因，而做过火了的扩大宣传得到了后果。

    但我很不客气，把这训令的前半驳斥了回去。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关于这项驳斥，以后没有下文，但在事实上“人民”和“祖国”等字样成为了一般的禁忌。党老爷们一看见“人民”便要联想到“人民阵线”，一看到“祖国”便要联想到“工人无祖国”。谁要用这些字眼，谁也就在企图赤化了。

    ——侥幸得很呀，孙中山先生，多亏你死得早。不然，恐怕你也要受陈诚、张厉生之流的申斥。说得不好，还会把你抓起来，拘禁几天！

    五、审查

    第二天，也就是扩大宣传周的第六日，上午适逢是部务会议。照例是由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副厅长和秘书处长出席，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和有关的人列席。

    政治部的组织，秘书长之外还有秘书处长，是由柳克述在担任。这位宝贝是交通大学出身，留学英国，在战前曾著书讴歌凯马尔巴霞的土耳其。他是陈诚的心腹。

    设计委员会的秘书是何联奎，我只知道他是北大出身，也是陈诚心腹之一员。设计委员会本来是在编制外的，故只能列席。

    另外还有一位陈诚的私人秘书谢然之，这天也列席了。他曾担任过瑞金《红旗报》的编辑，被俘后投降，由陈诚资送他到日本去住过一个时期。他也是心腹集团的一个人，所有陈诚的应酬文字或讲演稿等，大抵是由这位小人物（人的确是矮小）在代庖。

    这三位小角色再加上秘书长的张厉生，事实上执掌着政治部的内政大权。

    张厉生在那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照道理，他的地位应该在政治部的部长之上，然而他却屈尊做了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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