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低潮期 (第2/3页)

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李公朴在当时毕竟还算是幸运，他只被扣留了一个月的光景，终竟恢复了自由。

    这段插话我把它写在这儿，不妨把用意自行揭露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武汉，一般的人民权利是受着反动派的怎样严烈的限制。当然一切都是在进展的，反动派也在变本加厉。

    三、竞争者出现

    自从康泽奉命以假警报解散了我们的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之后，这位英雄对于三厅的工作竟以竞争者的姿态，事事出头干预，而且争夺。

    例如编印《敌寇暴行实录》，这毫无疑问是应该归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办理的，而二厅要抢着做，说康泽的别动队在沦陷地区可以收集多量的资料。但这项名誉却被一厅的贺衷寒抢去了。部里决定组织一个编纂委员会，由一、二、三厅派员参加，以贺衷寒任主编。这在我们倒是无可无不可的，我们的作风是“办而不包”，反正有工作做便好了。事实上这部书的产生，从收集材料到编纂、印行，以至保管、分发，一直都是由三厅的人做到了底的。

    我记得，印刷是由我们出头交涉，由商务印书馆的**分馆承担的，全是图片，编印得相当精美。虽然后来在长沙大火中损失了不少，但印刷的数量很多，我相信在各地的图书馆或者个人的藏书中一定是还有保留着的。

    抢对敌宣传品的编制，未免太不近情理。然而比这更加名正言顺的抢夺，是整个五月的工作，差不多全被二厅抓过去了。

    五月是革命的月份。一开头就是“五一”劳动节，接着是“五三”的济南惨案，“五四”的文化运动，“五五”的革命**，“五七”、“五九”的国耻纪念，更加上最后的“五卅”。这假如要放手做工作，正是好机会。

    然而康泽却抓紧了这个机会。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抢做五月份的工作。他说：五月份的节日，差不多都和二厅的业务组织民众有关，应该让二厅来主持。结局是他占了胜利。外边有人说：我为这事和康泽争持得很厉害，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的预算一直没有成立，只要工作费不给你，你便无法进行工作。因此这革命的五月倒反而成为了我们的闲散的一月。“五一”，在康泽主持下，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三”至“五九”，被规定为“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由二厅与军政部的兵役处主持，三厅则从旁协助，也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卅”，在筹备当时便讲定归并在“五三”至“五九”里面，更无须乎再来“雪耻”了。

    一切真是理想地做得来无声无臭。这在我们，有些朋友也乐得看肖神，认为他们是失败了；但在他们，其实正是大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企图的正是要无声无臭，他们是怕刺激日寇的！

    日寇在当时正在加紧进攻徐州，这可能使反动派产生了一个幻觉。他们认为日寇的不肯直接进攻武汉，或许是怕他们当真赤化了，故不再相逼。

    当然，除掉这个幻觉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深入膏肓的**病——害怕民众。

    四、徐寿轩辞职

    第五处第一科科长徐寿轩的辞职，大约是在五月初旬吧，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

    徐寿轩本来是国民党的进步分子，而同时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他因为进步得太快，致遭国民党的敬远，而为东北同乡梅佛光、刘不同等所排挤，在战前便跑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刚好回国，被邀加入三厅，在他是抱着相当高的工作热情而来的，但在入厅之后他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打击。

    为了印行《抗战将军李宗仁》，首先便得到一个黑点。部内竟因此而开始了文件审查的限制，于是乎一科的工作便根本无法展开，徐寿轩便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我说拂袖而去，这倒并不是修辞，因为徐寿轩临走的时候曾经和我动过声色。

    一科的朋友们平常做杂志或新闻副刊的文章都是很拿手的，但那种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左翼文体，却不适宜于对士兵、对民众的宣传，当然也更不适宜于“官厅”的体制。因此所做出来的文章，十有九八不能适用。可以适用的，送到部里去又每每受了批驳。这可使徐寿轩大不耐烦了。

    有一次他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拿着一通辞呈和我认为不大适用的好几篇文章，他说：这些文章在我认为都是很好的，就刊登在大杂志上也可以毫无愧色。然而这也不适用，那也不适用，不知道要什么文章才适用！这科长我实在做不来，我不干了！

    我劝他冷静一下，不必那么气愤。

    他更气愤地说：我就是冷静不下来了。我如果冷静得下来，我可以做更大的官了。

    说罢，他把辞呈放在我的桌上，径自走了。

    徐寿轩就这样，终竟无可挽回地走了。我为这事非常抱歉。要说梧桐一叶落而知秋的话，徐寿轩这一走也就表明了三厅的秋天的到来——不，或许可以借此认明，三厅的一出马便是肃杀的秋天。凡是参加三厅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见解，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经常在苦闷中过日子。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地做，做的结果立地便被反动势力对消，有良心的人你叫他怎么不苦闷呢？

    但关于徐寿轩的辞去，我今天依然有点抱歉。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应该补叙一下。

    第一件是《扫荡报》的接收，我们推却了。《扫荡报》（就是今天的《和平日报》的前身）本来是复兴社的机关报，但在名义上是属于行营政训处的。因此在政治部成立后，这报也应该隶属于第三厅。但我们在接事时，考虑到无法应付，便只好推谢了这项责任，由陈诚自己派何联奎去接收了。后来为这件事，陈诚和贺衷寒等人竟闹出正面冲突，我们倒并不曾因此而后悔。

    第二件是一科原拟出一种月刊。假如在就职之前，我单独把这件事向陈诚提出，或许是可以通过的。但我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让月刊的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项，在总预算中提出去。预算一被拖延，于是月刊的计划也就拖延了。待到接事以后，工作一开始便受了限制，再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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