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推进 (第2/3页)

两位是太认真了。假使聪明得一点，索性把那些东西吃掉，或者转一个手，或者在昆明什么地方开它一个西药店，我敢于保证：他们一定是获得了双份“胜利奖章”的。

    不管怎样，我敢于向武汉的爱国市民们说出这样的一句：你们的血汗钱并没有白费。

    三、战地文化服务

    当时的战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种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种是精神缺乏粮食。前一种我们让慰劳总会经办了，后一种是须得另想办法的。不仅一般的书报，狭义的所谓精神食粮不能到达前方，就是一般的宣传品也大成问题。照道理说，这应该是后方勤务部主办的。再说小一点，也应该由政治部的总务厅主办。然而它们却偏偏不办。它们所要照顾的是腰包，而不是脑袋呀！

    没有人办吗？正好，就让我们来承担吧。因此在一次的宣传会报上，我便提议了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把一切精神食粮和宣传品，设法运到前方，并推荐何公敢来主持这项工作。

    何公敢是隶属三厅的设计委员，他有事务才干，三厅的几次预算，都是他领导编成的。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发行的工作，他是国民党所能放心的人，请他来主持战地文化服务处，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结果，我的提议果然得到通过。战地文化服务处成立了，在形式上虽是各机关合办的，而在事实上是隶属于三厅。三厅派去参加这个机构的人相当多，有卢广声、宗君仁、管长原等。还有很多是外来投效的青年，待遇非常菲薄，均甘之如饴。这可要算是武汉时代的一种特色，大凡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武汉时期一过，这种情绪便逐渐消失了。

    战文处在汉口设有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处均设有分站，成立以后确实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公私机关的宣传印刷品，可以达到前线而且妥为分配了。尤其在武汉撤守、总站辗转移至重庆以后，战区广泛，而交通阻隔，工作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因为我们有十来辆卡车（有十辆是翰笙由**运回，有二辆是武汉撤退时购买的），组成了一个交通队，定期分走南北，把这困难克服了。

    战文处和慰劳总会的工作是密切地配合着的。卡车载宣传品上了前线，回车便把各地可做慰劳用的物资采办回来，同时也可以替别的机关代运必要的物品。新闻记者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利用。因此大家都感觉方便。

    然而在国民党的顽固分子的眼中却成了宏大的钉。部内张厉生、贺衷寒之流，起先是制造谣言，说“三厅走私”。但使他们奇怪的是谁也不相信。接着他们又改换调门，说战文处是中共的运输机关，专门替中共运输宣传品。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三厅快要改组之前的一两个月，有一次贺衷寒竟于夜半突然搜查服务处的堆栈，但什么也没有查出。同时又搜查了第二天便要开赴西安的一部交通车，把所有包装好了的书报通通打开了。然而，可怜，大部分又都是三青团的印刷品。这样，就让那位“太保”把自己的清睡牺牲了一个整夜。

    顽固派的神经衰弱、疑神疑鬼，老实说，实在是到了可惨的程度！三厅如要把战文处做中共的运输机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何至于要拉何公敢出来做处长呢？何公敢是国民党员，是孤军派的健将，有一个时期他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红帽子戴在何公敢头上，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然而那些宝贝们是不可理喻的，在搜查事件之后不久，竟无理由地终于把战文处取消了。劫收了我们的卡车和汽油，作为了政治部专用跑城乡两地的交通车，跑不了好久，都跑烂了。

    前线上的精神饥饿呢？后来也很少听见人呼吁了。那是有原因的。大家都在武装走私，根本失却了精神，因而也就没有饥饿了。

    四、抗剧九队

    抗敌演剧队成立了九队，也是“七七”周年以后的事。这是六处田寿昌、洪深、张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地流亡到武汉来的救亡团体的演剧队改编成的，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占多数。胜利以后有两部影片曾风行一时，《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有好些情景就是取材于这几个队的。

    关于这几队的编成和以后的经历，寿昌曾经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报告，记得在什么戏剧杂志上发表过，可惜现在无从查考。

    他们在编成之后到分发到战区之前，在昙花林受过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大抵都是意志坚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说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样地甘之如饴。他们在分发到战区以后，所经历的各种艰难痛苦，那真是罄竹难书。他们有的在前线上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个队坐过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队被阎锡山关过很久）。经过不少次的改编、淘汰、掺杂、分化，有的番号取消了，有的完全变了质。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炼狱中一直维持到了胜利以后。这各队历史，假使由各队负责的同志写出来，再集合成为一本书，我相信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朋友们联络一下，订出一个计划来，把这项工作做出。这机会，我相信不久是会到来的。

    原队编成时的负责人和分发地点，我现在列表如下（主要是靠着乃超的记忆）：

    ①抗敌演剧二队首任队长为郑君里，后由吕复接任。

    ②应为徐世津。

    ③《沫若文集》第九卷原作“刘曼生（？）”，现据作者修订手迹改正。

    ④应为陆万美。

    附带着我想叙述到寿昌所组织的地方剧训练班。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便能和民间艺人搞得很熟，这是寿昌的大本领。在“七七”周年纪念以后，为了保卫大武汉，他竟把武汉三镇的主要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了。楚剧班、汉剧班、京剧班、评剧班和杂耍，都集中了起来，经受过一个时间的训练。一方面把时势问题和抗战意义向他们灌输，另一方面也想改造他们的习惯，让他们了解一些新的戏剧艺术。

    旧剧艺人们是很热心的，平常有什么号召的时候，他们赞助得很起劲。如像演剧献金的义举，他们是不惜功力的。受训的时候，他们也很热心听讲。在武汉撤守时，如楚剧班，抛弃了自己多年的生活地盘，随军撤退，流亡到四川去了。这不是很可感动人的事吗？

    楚剧班的队长我记得是王若愚，本来是演丑角的，五十多岁，人很诚恳。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一看见我们便称我们为“老师”，其实我们所能帮助他们的实在太少了。到了重庆以后，他们曾在“一园”长期演出，以维持一班人连眷属的生活，生活是很艰苦的。后来受着压迫，又流亡到了泸县。再到后来便不知道怎样了。

    五、抗宣四队及其他

    抗敌宣传队四队是胡愈之和张志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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