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战区行 (第2/3页)

出来组织“反战同盟”，那更是到了重庆以后的工作了。

    乃超是对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了一次前方，在慰劳之外还照顾到了他的本位工作。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五战区对于对敌工作还相当认真，浠水前线确曾看见有我们日文传单散发在阵地上，只可惜散得过早了一点。

    乃超的这次所见，和我前一次赴宋埠时所见到的那位俘虏，从身上搜出了通行证来的，倒可以说是得到实质的印证了。

    三、到阳新

    我是参加了南战场慰劳团的，但我的出发却要早两天。这儿很幸运的是我写了几天的日记，不仅没有丢掉，而且随带在身边。这自然可以减省我的回忆的吃力。

    “九月十五日礼拜四”

    中午偕立群及妇女工作队负责者二人在又一村用饭。饭后往云秀处休息片时，朱洁夫赶来，言谢仁钊来电话，前方开来迎接的汽车即须开回，相约于三时前在怡和街聚齐。看表已二时，因即决定出发。偕立群回杨森花园，匆匆收拾行李，同乘汽车往怡和街。顺道往国际宣传处约曾虚白。同行，曾虚白欣然允诺。行前数分钟曾回厅与三位处长告别。胡愈之本拟托病辞职者，却已到厅视事。

    “在江边与立群分手。过江已近四时，分乘汽车二部出发。但车刚开动即来空袭警报。司机之一自告奋勇，倡言‘索性冲出城外去吧！’于是集中乘者于一车，开足马力，疾驰过武昌市。出市后，前有卡车数辆鱼贯而驰，尘烟腾上，司机颇为着急：‘这目标太大！’说犹未了，复又惊呼：‘哦！前面那三只不就是敌机吗？今天闯到祸头上来了。’立即停车。大家下了车，果有三机在云端飞翔。人众即散开，机头向东飞去了。待到走回公路时，机头又转而向西，人众又急四散。”

    “弥天都是白云，间有乌云散布。敌机回旋侦伺，俄顷复不见，同行者决意不顾危险，仍上车急驰而前。”

    “抵咸宁，天已黑。折入城中用晚餐。食后复就道，行不远，车轮一胎泄气，抛锚约一小时，换胎后继续前进。俄而车又抛锚，乃左侧前轮脱去了螺丝钉四个，只剩下一个，轮胎便打斜了。司机下车从其余三个轮盘上各取下一个螺丝，以事补救，勉强渡过了难关。”正是，有诗为证：

    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

    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车子费张罗。

    “十二时半到达目的地点，睡于北土塘的一座极简陋的小学校里。”

    这目的地便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阳新了，事实上离最前线还有很远很远。北土塘是地名，在富水之北，水南地面即为南土塘。记忆是模糊了，那“极简陋的小学校”的情形是怎样丝毫也不记得。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我到战区时独于要去邀约曾虚白？曾虚白又是什么人？这点倒不妨在这儿略略加以说明。

    当时曾虚白和董显光在担任着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在系统上隶属于国民党的宣传部，而事实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自三厅成立以后，关于国际宣传，国宣处是和我们合作的。每逢星期一召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报告军事和政治上的情形，是两个机关联合主办。每周的宣传会报，董、曾二人也循例参加。我们还曾经共同编制过一种画报，由三厅的叶浅予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是附有英文和俄文说明的。（这画报的编制后来因为蒋不满意，被勒令停止了。）

    因为这样，我和曾虚白是时常见面的，虽然并没有什么交情，但也并没有什么恶感。他曾向我表示，有机会想到前线去看看，故我邀约了他。他的父亲是《孽海花》的著者曾朴，这，或许也可以算得是一种文字因缘吧？

    谢仁钊是何许人，或许也值得介绍一下。这人在北伐时，在我所主持的南昌总政治部做过科员，那时他倒是“左倾”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听说他在美国住了几年，抗战开始时才回到国内来。他在依附着陈诚。但也摇摆不定，时而搞搞国民外交协会，捧吴铁城；时而又搞搞文化工作，捧梁寒操。和方治是同乡，也一同搞过党务。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一“统”了。

    四、在阳新

    请原谅，我要依然抄录我自己的日记。

    “十六日礼拜五”

    “晨起偕曾虚白外出散步，步往纱帽盒，在一大祠堂内，得见参谋长施北。（此人曾在东战场见面，那时他在担任薛岳的参谋长。）留用早粥。折归后不久，陈诚偕朱代杰、谢仁钊同来，谈颇久。（朱代杰是北伐时政治部的旧同事，触犯了蒋的怒鳞被迫去职，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但不知怎样，学成了托派嫌疑者回来。）”

    “时有空袭，以哨子作警报。”

    “午饭后苦无事，又与曾虚白出游。向南走不远，过一小川，即地图中有名之富水也。水浅川狭，本可徒涉，然有船渡。船身颇大，与水不相称。乘船渡江即为南土塘。人家墙壁上多红字标语，晨在北土塘亦有所见，颇疑有流动宣传队曾到此工作，但在南土塘所见，其一则明署‘中国共产党阳新县第十区第十三支部’字样，至此始恍然大悟，此地曾为苏区。”

    “途中见一衣履整饬的老人，叩问之，颇能详道往事。言彭德怀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击。后红军撤退，村上遭劫，被屠杀者一半以上。”

    “沿富水直上，颇觉山气宜人。但山浅，多被剔光，种以番薯。有直剔至顶，而番薯亦种至顶者。浅识者或当誉为废物利用，而其实乃洪水之祸源，可叹。”

    “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本邀余于午后四时前往谈话，归已逾时，住处被移至崇德祠。前任负责人翁从六亲来邀迎，正拟偕行，陈诚派人来接，遂往纱帽盒共餐。食后再往大队驻扎处徐家沱，朱代杰同行。与队员诸兄姐相别，瞬已经年，久别重逢，情逾骨肉，竟有因感激而流泪者。开会，听队员做报告，并提出问题讨论，甚为诚恳。”

    “归宿处已逾十二时，正拟就寝，武汉各界慰劳代表团到。”

    “陈诚来，与余同往迎接，因复照拂至三时顷始就睡。”

    “立群为余送来毛线衣一件，手电筒、毛毯、蚊帐各一具，得此如获至宝。前方早寒，晨夕仅御夹衣已不济事，然闻前线战士仍多着单衣。”

    在这儿我要把政工大队说明一下。

    这是淞沪战役时陈诚要我替他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团长在初是袁文彬，男女团员五十人左右，是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和钱亦石、杜守素所领导的那个服务团，在张发奎部下所成立的，是兄弟组织。那个成立在浦东，这个成立在昆山。在战地上辗转服务了一年，团员们吃苦耐劳，过着士兵同样的生活，做了不少的工作。就是陈诚自己也常常对着我称赞他们。然而他们是始终受着歧视的。

    谁都知道，国民党在考核人员上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律：凡是愈能吃苦耐劳的人便愈有共产党的嫌疑。因此这一队的人也就大都有一顶红帽子戴在头上。

    政治部恢复之后，团长袁文彬（后来在苏北被反动派处死了，连尸首都不知所在）加入了三厅工作，服务团便改由翁从六负责。团员有的牺牲，有的退伍，减少到了只余二十三四个人。

    第九战区成立后，国民党自己成立了政治工作大队，企图把他们合并，但没有成功，故改成了政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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