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信念 (第3/3页)

最小的，和最爱的儿子。陈立汉哭了，他摸着他母亲的白发，断断续续地说：

    “娘，我对不起你。若是那天我在家，你是不会落在日本鬼子手里的。娘，上了队伍，就由不得自己啊！”

    “嗯，不上队伍怎样成？”她看看她儿子，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着短衣，腰间插了一杆驳壳枪，她露出满意的颜色，“现在是枪杆子的世界，三官，告诉我，你杀了多少日本兵？”

    她不需要在儿子跟前诉苦，那有什么用处呢。她倒是喜欢听那些打日本的故事，觉得可以有些安慰。

    “你不怕听这些事么，好，我告诉你。”

    立刻一道光辉显现在陈立汉的脸上，他变了一下站着的姿势，开始说起来了。他们曾经攻进西柳村，一次杀了二十几个鬼子；后来又攻东柳村、杏村，三羊村是攻进去了又退出来，现在又住在里边了。他们记不清到底杀了多少人，他们获得了很多战利品，枪、子弹和一些吃的东西。他说他们中的一个顶有名的英雄，张大全，一个人背着一挺轻机关枪，枪上盖件棉衣，跑到城里去了一趟，因为人多，没有下手；出城后，遇着十几个该死的日本兵，他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他又讲到有一次曾经捉到一个日本兵，几个老百姓抬着他走，那日本兵真胖，不知怎么半路上给他跑掉了，七八个人在后边追也没追上。

    老太婆把这些故事装入肚，便急不可待地去找人倾诉，而且更放肆起来。大儿子在农民会，队上又把二儿子调走，三官三天只有两夜在家睡觉，她一点也不怕三官，一个夜晚，她看见有两辆大车停在院子里，便问她的儿子道：

    “这车是我们的么？”

    “是我们的，是我们运输队的。”

    “管什么运猪运狗的，只要是我们的，我就该做得主吧，我要到王家村去，明天。”

    全家人都翻起眼来看她。

    “什么，没有空，要运粮食，我不管，我要去，要去看我兄弟媳妇。”她武断地结束这谈话。

    终于，第二天，金姑随着她搭运粮的车顺道到王家村去了。

    在王家村找着了她兄弟媳妇，她宣说那些残酷的事实，她又看见了眼泪，看见了一些听了她的话后心中所起的战抖。可是，她跟着就来抚摸那些受了伤的灵魂，她又把那些兴奋人、鼓励人的故事，就是刚从儿子处听来的那些，渲染出来，于是人们又笑了。她便在这时劝大家都上队伍去，只要别人一迟疑，她就吼起来了：“你这孱头，你怕死！好！你等着日本鬼子来宰你吧，我看见宰这样烂棉花一样的人呢。”

    的确有许多人听了她的话，上队伍去了；有时她领了一些人回家来，把这些人交给她儿子：“带去！这些人都要跟你一样，他们要枪呵！”

    她从王家村回来以后，变得更不安于家，也不安于西柳村，她又带着金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没有顺便的车，她便走去。她常常向金姑喊：“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金姑老早就是站在奶奶一边的，她爱她，每天温习她所给予的感情。每当奶奶沉默着与她奔波着的时候，她便注视着她，用完全了解她的眼光。奶奶也总将她揽入怀里，紧紧抱着她，长长地舒吐着气。金姑便感到温暖，又感到伤心的那种幸福的心情。

    实际上金姑也是她的赞助者，她与人私下谈话时，也用了她奶奶的一些语言，她腼腆的学着那些话。

    对于儿子的爱，也全变了。以前，许久以前，她将他们当一个温驯的小猫，后来，她望他们快些长大，希望他们分担她的苦痛，那些从社会上家庭中被压抑下来的东西。儿子们长大了，一个个都像熊一样的茁实，鹰一样的矫健，他们一点也不理她，她只能伤心地悄悄爱着他们，惟恐失去了他们。后来，儿子们更大了，她有了负累，性情变得粗暴，他们实在太不体谅母亲了，她有时恨他们，但她更需要他们的爱，她变得更脆弱，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声、影都能使她的心变得软融融的，她更怕他们了。可是现在她没有那末怕他们了，她不专心于儿子们对她的颜色，那已成为次要的事；但，她不爱他们了么？鄙视他们么？一点也不，她更尊崇他们，当儿子们同她谈着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她就越爱他们，她非常满意自己对于他们一生养育的辛劳。

    媳妇们也渐渐减少了对她的侧目，苦痛的回忆，未来的希企，使她们一天天接近和融洽。当只剩她们几个在一道时，她们总是拿这些做惟一的谈话材料。过去一些家庭间常有的小冲突，现在没有了，并且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的感情。一家人，倒有了从未有过的亲热和体贴。这是老太婆、也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六

    儿子们带了一个不平常的消息回来：有人要来找她谈话了。这一定是老太婆的行为引起的。青年的金姑担心地握着奶奶的手，奶奶安慰她。

    “孙女儿！不要怕。你想还有人比鬼子更凶的给我罪受么？世界上最难受的事也尝过了，就是下地狱也不怕了，还怕什么？”

    大媳妇还气愤地说：“关别人什么事？难道谈话也不许么！又没有说中国人不好，日本人好，真是，关他们屁事。”

    但是为什么要来找她，儿子也说不清，只说会里边有人找到他，问是否他的母亲，又问地址，便留下那么一个消息，他也摸不清，不过他说是不会成问题的。

    消息总有一点使人不安，她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人来拜访。但这一夜并没有妨碍她的睡眠，她不大在乎这些。

    第二天果真来了两个妇女，一个穿件同她一式的短衣，另一个穿一身军装，头发都剪了，都很年轻。老太婆不客气的把她们请到屋子里。她们先谈了。

    “唉！妈妈！您不认识我，我可老早就认识您了，我听到您两次演讲呢。”

    “演讲”这名词她不懂，她不高兴的“唔”了一声。

    “我听您讲话，真忍不住要哭。妈妈，听说您到过日本鬼子那里，您说的都是您亲眼看见的罗？”

    老太婆的颜色变和气了，她想：“呵！原来是打听消息的。”

    滔滔不绝地，老太婆述说起来了。

    她们耐心的听着，等到有了空隙才插上去：“唉，妈妈，怎么我们跟您一个心思呢，我们也恨死了鬼子，只想多邀些人去当兵，好替同胞报仇，只是我们没你会说话。妈妈，你加入我们的会吧。我们这会就是讲这些道理给别人听，还做一些打日本鬼子的事……”

    老太婆不等听完便喊她的孙女儿：“金姑，她们是来邀我们入会的，你说好不好呢？”但她并不听回答，转头向客人说道：“我不懂那些，你们要我，我就入，我也不怕你们骗我，我三个儿子有两个上了游击队，一个入了农会，我再入一个会也没有什么，横竖我吃不了亏。不过，我入了，我的孙女儿也得入。”

    立即，她们对她表示欢迎，并且也欢迎那两个媳妇加入。

    这个妇女会自从有了老太婆，组织马上扩大了，她天天四处邀人，别人看见她也在里边，一邀便答应了。于是她们开始做很多工作。

    更为高兴的老太婆，在精神与体力上都似乎年轻了一些。

    一天，她们要开一个大会，庆祝游击队三个月来的胜利，同时又是三八妇女节。要邀集好几个村的群众来开。

    这天，老太婆领着西柳村几十个妇女去开会。有些抱着孩子，有些牵着孩子，她们已经不是老谈孩子，她们欢喜谈自己所负担的工作。一大帮子人一道走，也不觉得困乏。

    会场里已经到了不少人，她的儿子们也全来了。还有很多认识的，她们老远就招呼她。一种新的感觉稍稍使她有一阵不安，似乎是羞惭，实际还是得意。一会儿，精神也就安定了。

    人慢慢在增多，老太婆看见他们像潮水一样涌来，心又为喜悦所扰，呵，原来她们有这末多的人啊！

    开会了，有人在上边演讲。老太婆注意的听，没有一句废话，谁能够听了这些话不被感动，忍得住不管国家事情吗？

    后来他们要她上台，她听到这样的邀请，说不出的羞愧和为难，但马上勇气来了。她颤巍巍地在一阵掌声中走上**台。站在高处朝底下望，只看见密密杂杂的一些人头，挤到了远处的墙根，那些脸全仰望她。她感觉有些昏眩，她想，我该说什么呢？她又从自己开始了：

    “我是一个被日本皇军糟踏了的老婆子，你们看……”她勒起袖子，听到台下传来一阵怜惜的声音，“你们就怕了么，这算得了什么……”她残酷地描写她受辱的情形，一点不顾惜自己的颜面，不顾惜自己的痛苦，也不顾人家心伤，她巡回望着那些人的脸，全是一些苦脸呀！于是她叫着：“你们别怜惜我吧，你们怜惜你们自己，保护你们自己。你们今天以为只有我可怜，可是，要是你们自己今天不起来堵住鬼子，唉！天呀！我不要看你们同我一样受苦呀！……我到底老了，受受苦也不怎么样，死了，也就算了。可是，我看你们，你们都年轻呀！你们应该过日子呀！你们一点人道也没有享受过，难道你们是为了受罪，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投生的么？……”

    千百个声音痛苦地响应她：“我们要活，我们不是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

    她负载了那千百个声音的痛楚，感到被什么压住了似的。她只有一个思想，她愿意为了这些人的生命幸福而牺牲自己。她大叫起来了：

    “我爱你们，像爱我的儿子一样，我愿意为你们去死；但鬼子并不是只要我一个，他还要你们，要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是有一万个我，也救不了你们，你们只有自己救自己，你们要活，就得想法活呀！……我的儿子，以前连出门我也舍不得，现在可都上了游击队呀！在游击队里说不定有一天会被打死的，但不上就死得更快呀！只要你们活着，把鬼子赶跑，大家享福，我就死个把儿子也上算。他虽死了，我会记得他的，你们也会记得他的，他是为了大家呀！……”

    她的话像一个开了闸的泉源，脑子也不懂得停顿。她的激昂慢慢地衰弱下来，她站不稳，嗓子嘶哑了，叫不出声音来。可是台下不断地鼓掌，他们要听她说话。

    人头的海随着声音的波涛摆动着，像大海上的巨浪，最后，老太婆用尽力气叫出了六个字：

    “我们要干到底！”

    于是更大的声音，像暴风雨中潮水打在岸上似的回答她。

    她倒在来扶她的人肩上，凝视着台下热烈的骚动。她亲切的感觉了什么是伟大，她慢慢地将目光从人头上往上移，在广漠的空间，无底的蓝天上，她看见了崩溃，看见了光明，虽说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然而这光明，确是在她的信念中坚强地竖立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春天，于延安马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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