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三分练,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睡觉 (第2/3页)
我不赞同。”
“而且还田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商品经济初步形成,脱离了这个基础去讨论还田还是均田,没有任何益处,尤其是对百姓而言。”高攀龙坐在椅子上,他并不激动,语气平稳。
对于是否以小部分人,即乡贤缙绅为主的地主阶级为代价,换来进一步发展,二人认为有必要的。
高攀龙和李贽最大的争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个是李贽认为应该均田,而非还田,而且他认为应该立刻开始推动天下还田,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一个府一个府的做;
高攀龙则主张事缓则圆,认为应该还田,而且要缓步进行,在不合适的地方推行不合适的政令,是在害民;
“你怎么不去贵州均田呢?”高攀龙看着面色通红的李贽,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贽嘴角抽动了下,高攀龙擅辩确实不那么好对付,李贽只好说道:“云贵川黔有很多的土司,并不适合推行还田为主的田策!那边甚至连田制都没有。”
“那甘肃呢?”高攀龙继续问道。
“甘肃连个地主都没有。”李贽沉默了下,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高攀龙这才站起来,对着太白楼里所有的儒生说道:“大明很大,地域广袤无垠,天南海北,各不相同,因为自然禀赋不同,发展不均衡是完全正常的,所以要因地制宜,而不是因为浙江的成功,就急匆匆的推向天下各地。”
“我反对盲目乐观的认为,浙江的成功,会在整个大明成功。”
高攀龙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看向了李贽,等待着李贽的回答。
“你说得对,但我还是支持天下还田。”李贽抬着头,他首先认可了高攀龙的观点,才继续说道:“你自然可以站在朝堂、大局的角度去考虑,我真的做过农户,我知道,农户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们需要探出头来喘口气。”
“他们埋在心底的怒火,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甚至这些怒火,已经在大明的土地上开始燃烧,再不及时扑灭,就有燎原之势了,到那个时候,再进行扑灭,为时已晚。”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高攀龙讲的是道理,李贽讲的是民心所向,又吵了几句,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翊钧坐在天字号包厢里,看着争执不休的二人问道:“先生以为,他们两个谁说的对?”
张居正现在空闲时间很多,皇帝要出来玩,就把他拉上,一起来听这些聚谈了。
“李贽的说法。”张居正斟酌了一番说道:“道理其实不复杂,人人都能讲出一个子鼠丑牛来,可是李贽的说法,是基于现状的考量。”
“当然高攀龙说的也没错,一些地方,确实不适合还田,甘肃、绥远、云贵等地,还是欠缺了条件。”
从浙江还田经验而言,任何政令的推行,都会存在阵痛期,经济基础好一点的地方,挺一挺就过去了,不好的地方,是真的挺不过去。
“聚谈而已。”朱翊钧靠在椅背上,他并不准备参考李贽或者高攀龙的意见,制定国朝政策。
确切的说,自万历维新之后,大明国政,不受风力舆论的裹挟,因为多数风力舆论的背后,都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
还田如此,丁亥学制如此,五间大瓦房也是如此。
信这些风力舆论,还不如读一读矛盾说和阶级论,至少矛盾不会骗人。
高攀龙眉头紧蹙,他知道今天的这次聚谈,又是不欢而散了。
李贽是圣上面前的红人,五品经学博士,高攀龙什么都不是,他其实有意和李贽搞好关系,但李贽的说法,让高攀龙连连摇头说道:“少折腾百姓,比什么都强。”
高攀龙这话,也是对的。
此刻的大明朝堂,并不昏暗,朝中的大臣们,也不是只知道党争的人间之屑,事实上大明还田政令一直在持续的推行。
从浙江到南衙五府,再从五府到七府,并且河南山东江西湖广等地,则普遍使用集体生产的营庄法。
看起来慢,但脚步异常的坚定,并不打算半途而废,李贽的观点,有点求速胜了。
习武里有句话,三分练,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睡觉。
练当然重要,但没有足够的肉食支撑,习武就是空耗体力,反而把身体折腾个半残废,穷文富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剩下九十分靠睡觉,如果休息不好,一切都是白瞎。
到了治理国家,这句话也适用。
政令当然重要,朝廷的政令倾斜,真的可以改变局部地区的发展,比如徐州府就坐上了还田的便车,这是皇帝赏赐给刘顺之保民生这种选择的政令,包括徐州机械厂,都是恩赐。
政令是朝廷托举,但没有经济基础支持,徐州机械厂和还田令也无法执行到位,那政令就是空耗民力,不仅没有作用,反而危害极大。
徐州府的问题就是之前四任知府有点不太做个人,一心一意迎合上意,不保民生导致的,当刘顺之进行了纠错后,徐州府本身就有成为北方机械重镇的潜力,有煤有铁有运河有官道驿路,现在还有了驰道。
政令、经济基础之外,剩下九十分,靠与民休养生息。
高攀龙这句话,少折腾百姓,比什么都强,说的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李贽甩了甩袖子,也懒得再跟高攀龙吵闹了,二位聚谈的主讲人停下了争论,倒是一个个持有不同意见的士大夫们开始上台表露自己的意见。
这场聚谈,很快就走样了,从讨论还田,向着讨论礼法上去了。
秩序一旦被打破,就回不去了,打碎了旧的儒家伦理,没有建立起新的伦理秩序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时候。
截止到万历二十二年为止,放眼世界,儒家的体系依旧是先进的、完善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不客气的说:它的完整性、普适性、可执行性,超过了已知的任何宗教、任何思潮、任何文化创造出的治理体系。
泰西那套神学理论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治理,在儒学面前,就像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
儒家的理论体系,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了角色,而赋予了每一个角色责任和义务,破坏这种责任和义务的人,就是违反礼教,就是人神共弃,连皇帝也不例外,伐无道,就是对皇帝失德的纠错。
现在儒家建立的理论体系,正在随着儒家神圣性的消亡,而逐渐发生改变。
比如,一名士大夫就表示:过去数千年以来,活的就是四个字,家国天下。
家,是软肋是牵挂,是奋斗的原动力;国,是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用手中的武器,赶走任何来犯之敌;而天下,则是诗和远方,远大理想和抱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含了人们的一生。
现在随着自由学说的兴盛,一切都在被打破,首先就是责任问题,一些个势要豪右之家,已经不再组建家庭了。
朱翊钧听到这里的时候,猛的坐直了身子,仔细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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