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五十七章 城巴佬就是城巴佬 (第2/3页)
更加明确且具体的定义封建,就是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
封君给封臣领地,并且为封臣提供保护;
而封臣需要宣誓效忠,承诺进贡,劳役、兵役、税赋等义务。
封臣在自己的封地享有统治权,西周时诸侯、大夫等等封臣,在他们的封地上,就是实际上的国王。
可自秦以来,郡县帝制,皇帝授官,是完全的上下级的单向隶属关系,官员没有封地,他们在辖区之内,不是为所欲为,严密的监察网,监察着这些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
简而言之,官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于组织的授予权限;
而封臣们的权力,来自于分封建国,来源于双向契约。
大明有世袭土官,改土归流,就是在反封建。
这第一个框,就框死了讨论的框架,否定郡县制,等于否定天下为公。
第二个框,则是秦亡于政而非亡于制,秦朝灭亡的原因不在于制度问题,而在于朝堂政斗导致失控,政令出现了问题。
这个框,就是框死了今天的聚谈,不能出现反贼言论。
秦的制度是没问题,要是秦亡于制,那岂不是说,用郡县制的大明,也会和秦朝一样必然灭亡?这就是反贼言论。
“诚如此。”顾宪成认可了聚谈的两个大前提,不法古搞封建,不反对郡县制;不发表任何反贼言论。
焦竑奇怪的看了顾宪成一眼,今天的议题是:寓封建于郡县,这两个大框架顾宪成居然肯同意,那顾宪成还要讲什么?
“秦制,看起来就是郡县制吗?在某看来,绝非如此的简单。”顾宪成端着手,他因为被革除功名的缘故,对每一次的聚谈都很珍惜,为了这天,他做了很多的准备。
“郡县之根本,在于官吏,通过官吏治理四方,来确保朝廷对地方的管理,既然根本在官吏之上,那郡县就有三个基石,其一遴选、其二考核,其三,监察。”
“自始皇帝以来,看起来是儒家当道,但骨还是法骨,对官吏进行遴选、考核、监察,其目的是实现法家梦寐以求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顾宪成琢磨了这么多年,他逐渐也看明白了一些事儿。
表面上看儒家是显学,独家学问,历朝历代都靠着儒学选官,但仔细一看,其实从来都是法家。
因为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着对官吏遴选、考核和监察进行,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一政治目标,这是法家的大同世界、理想国、乌托邦。
儒家讲的‘尊尊、亲亲、贤贤’,是政治正确,但不是政治目标,也就是说儒家是实现法家目标的工具。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前提,顾宪成接下来的话才容易被理解。
“当下之天下,其实地方仍然处于封建之下。”顾宪成抛出了他的第一个暴论。
此言一出,士人们不断的议论纷纷,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被人注意到了,只不过没人公然讲出来而已。
“买田者多为乡官,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吏胥窟穴其中。”顾宪成压住了现场的议论声,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
就顾宪成看到的现象,大明的兼并,不仅仅是天灾人祸和乡贤缙绅,更多的是乡官。
乡官这个词,顾宪成也详细解释了,他们在大明朝堂上被叫做吏,尤其是州县衙门的吏员。
地方上的吏员,几乎都是父子相传,他们也在四处买田兼并。
“几乎所有无缘入仕的举人、监生、贡生加入吏员,他们逃避赋税劳役,把持着地方事务,形成一个个强有力的地方利益集体,朝廷的各项制度和政策,都需经过他们才能贯彻到乡野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同意,政策几乎无法贯彻。”
“乡官才是地方上的国王,而朝廷命官不是。”顾宪成这些话,把皇权不下县,剖开来揉碎了讲清楚讲明白。
地方上的司法、教育、税赋等等权力,已经被封建完全蚕食。
顾宪成继续说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地方早已经变成了这种模样。”
“考成法真的能考成到地方的吏员吗?绝无可能!因为县城、州城真的太小太小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说不定负责考成的书吏,就是被考成人的亲戚。”
“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僚、同窗,如同一张大网,铺在了地方之上,密不透风,水泼不进,针插不入!”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问,那朝廷命官在干什么?”
“是呀,郡县制的三个基石,都是围绕着官吏展开,以郡县制天下的关键,就在这朝廷命官这四个字!”
“朝廷命官在事上,在谋求升转,这些朝廷命官,一味事上,揣测上级某句话是否有什么深意,整日战战兢兢,其专在上、避免犯错,把平安离任当作最大幸事。”
“根本无人,真心为百姓谋福利,其结果自然是民生凋敝,国力衰退。”
“其实这能怪到他们头上吗?我走遍了大江南北,他们也毫无办法,就是存有救民之心的朝官,想要推出一些政令去改变,他们既得不到上级的支持,也得不到下级的拥戴。”
“上级不支持,意味着犯了错自己兜着,也借不到力,下级不拥戴,意味着所有的政令,都是一纸空文,他们做多错多,还有可能影响仕途。”
顾宪成说到这里,喝了口水,等待着士大夫们的议论,消化一下他说的内容。
张居正则叹了口气说道:“陛下,此妄言也,很多人都讲为民无路,侯于赵之前在《深翻》里就讲,为民无路根本就是个臆想,这人间本无路,人走得多了,就是路了。”
“朝廷命官手里攥着印把子,就是攥着权力,但凡是真心实意存有救民之心,何来为民无路?”
张居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也相信为民无路这四个字,是为官者的困境,这是他的缺陷,他缺少地方从政经验,但侯于赵用事实告诉张居正,根本不是。
棉兰老岛铜章镇就是典型的例子,殷正茂派去的官员,真的就必须要和红毛番、夷人这些教民,苟合起来,一起欺压汉民,才能维持铜章镇的存续?根本就是扯谎。
王谦把这件事说的很清楚,其实就是为了希图易结,教民们组织度更强,为了不惹麻烦,就变成了一丘之貉罢了。
铜章镇官吏,完全可以告诉殷正茂情况,吕宋有十个营,五个步营、五个水师营,直接扣上一个教匪的名义,大肆清缴就是,就像殷宗信现在做的这样。
图省事、懒得管、阶级认同更趋近于同为统治阶级的教会等等,才是王谦确定铜章镇是官逼民反的原因,错在地方官员失德,而非百姓们是刁民。
难就不做了,难就知难而退,难就退缩,遇到点困难,就只知道叫苦,根本不想任何办法,甚至不愿意奏闻朝廷,这些贱儒,做事一定会半途而废,这是张居正反复讲的不毅馁弱。
陛下当年十岁习武,肩峰撞击,疼的肩膀用不上力,陛下就不叫苦,让缇帅朱希孝直接暴力开肩,暴力开肩、暴力开胯,那多疼?
陛下就不喊苦喊累喊疼,还说朱希孝没吃饭。
说到底,还是朝廷命官们的潜意识里,从来没有权责对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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