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9章 炎武律疏（下） (第1/3页)

    两汉四百年，律、令、科、比，林林总总，极其庞杂，断罪所需比对法条已近三万条，两百余万言，七百余万字。

    文书盈於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莫说普通的司法官员，就连大汉的廷尉正卿都无法遍览律令，这就使得刘禅这段时间在选拔、提拔律法相应官员时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因为考核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就连出题人都不知什麽是标准答案，全凭师承、家学及个人好恶评判。

    没办法，两汉四百余年，『律、令、科、比』这一堆屎山代码实在太过复杂太过繁冗。

    首先是汉律。

    萧何定《九章律》九篇。

    叔孙通加《傍章律》十八篇。

    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禹定《朝律》六篇。

    光律就有六十篇。

    东汉建立後，光武帝刘秀并未制定新律，而是继续沿用西汉律篇，将这套律篇体系完整继承了下来，即使这六十律篇已有许多累赘重复，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没错，起初最大的阻碍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因为这是刘秀再造炎汉後，宣示自家法统承继自前汉的政治表态。

    等到後来政权彻底稳定，这套屎山代码已经运行了起来，至少没有动摇後汉的统治根基，於是後汉朝廷也就没有再动着新律立新法的念头。

    虽然没有制定新律，但後汉法律并没有停滞不前，除了以上六十律篇之外，有两种法律形式承担了更新法律的职能。

    一是《令》，一是《科》。

    天子的诏令经过整理後可以上升为具有长期效力的『令」，对汉律起到补充甚至修改的作用。

    前代天子所定之法叫律。

    当代天子新定之法叫令。

    後汉每一代天子都通过发布新的诏令来更新法律，而没有去动那几部律典。

    这些诏令经过日常使用、筛选和整合，最终被编入律文，完成从诏到令，再从令到律的转化，是天子在国家层面的补充立法。

    至於科，则是律、令以外，朝廷各机构针对具体事务、具体犯罪与刑罚制定的单行法规。

    一则科条负责一件特定的事。

    後汉中後期，科条的数量急剧膨胀，其数至一二万条，民间怨之，谓『科条无限』。

    而除了令和科以外，後汉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法律形式：比。

    也叫『决事比』，它是在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援引先前的典型案例作为判案依据。

    『比』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但大规模编撰『比』使之系统化，是东汉的风尚。

    东汉的司法官员和刑律大家对散乱的判例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形成了数百万字的判例集。

    他们将判例集上报朝廷，朝廷审核过後，又不断赋予这些判例集以法律效力。

    於是乎，东汉的司法官员在断案定罪时，除了查律、查令、查科，还要查比。

    同一个案子，律可能说判三年，令可能说判五年，科可能说罚金了事，『决事比』里面，又可能找到更轻或更重的先例。

    两汉四百余年，什麽样的『决事比』都能找到，最後完全就是地方官想怎麽判就怎麽判。

    所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想让你活的，就找出能轻判的依据，想让你死的，就找出能重判的判例如此局面发展到东汉末年，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层层叠叠，互相覆盖，互相矛盾，已到了难以收拾、非改不可的地步，桓灵之世的民不聊生与它脱不了干系。

    但积重难返，後汉朝廷始终没有能力与勇气去动那部律典本身。

    因为自和帝以後，天子基本都是少帝傀儡，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又加上天灾频发，民变四起，导致朝野常有『更始受命』的异论。

    所谓『更始受命』，就是某些儒生术士根据谶纬神学推算，认为汉朝历数将尽，上天会在某个时间点收回汉家天命，另选一个贤德之人来更始受命，建立新朝。

    此时若敢动《汉律》，极易被扣上『变更高祖、世祖制度』的大逆帽子，引发剧烈的政治震荡。

    等到後面天下大乱，不论是汉是魏还是吴，都是《汉律》与本政权科条并行的状态，因为大家都要宣示自己承袭两汉的正统地位。

    丞相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所制《蜀科》，也就是如今的汉科，同样是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删，更多是一部因时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法规。

    大汉夺下关中後，蜀科便已不适用於关中的情况了，於是又在原本蜀科的基础上增删修改以适配关中，给这套本就累赘的体系又加了码。

    因为关中实行的《汉科》与益州实行的《汉科》虽然同名，其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

    丞相在关中，倒还能好好梳理。

    可如今荆州克复，大汉又要针对荆州的情况制定一套《荆科》，甚至交州也将拿下半壁，到时——还有谁有丞相这样的能力？至少费禕、董允等重臣在荆州已忙得焦头烂额，却根本梳理不出个头绪来。

    如今的季汉与後汉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祖宗之法不敢动。各州郡地方科条颁布的同时，两汉近千万言的律令科比依旧沿用。

    地方混乱难治。

    而懂法的官吏却严重不足！

    那就只能任用荆州本土士人。

    这就导致现在的荆州汉律、汉科、吴科一时并用。

    费禕甚至提出要大赦天下。

    这样一来，既能示新复之地以天子恩典，所有积压下来的冤案旧案也能全部出清。

    官府轻装上阵，就能让荆州的官吏慢慢熟悉荆科。各郡县太守、令长也能稍微得闲，着手去处置恢复民生等更紧要的事务。

    刘禅直接给否了。

    积案如山，律令如海，荆州新附，人心未定，若他大赦天下，当然能收一时之效。

    可大赦这种事情，不过是以小惠收买人心，非但不能治国，反而会让奸恶之徒心存侥幸，大赦一次便伤一次国本根基。

    除非衰弊穷极，万不得已，才可权宜行之。

    否则今日荆州积案多便赦荆州，明日关中积案多便赦关中，後日益州又积案，官吏皆劳形於案牍，便又大赦益州。

    长此以往，法将不法，民不见畏，奉公守法之民却要与奸恶之徒同沐所谓天恩，这是哪门子道理？

    刘禅最後又搬出先帝之言：『若刘景升、刘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

    费禕听得局促难安，最後唯有连连谢罪而已。

    不能大赦，问题却总要解决。

    律令繁冗，非一日之积，自然也非一日可解，荆州只能暂用荆科，治标不能治本。

    而且要大量起用荆州本土士人。

    但国家法度已经丧失了内在的一致性，靠什麽培养、选拔律法官吏就成了最大的问题o

    更要命的问题在於，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执法官吏进行考核。

    那就只能考验地方官的良心了。

    可良心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考验？

    刘禅并不指望地方官能出几个包青天，因为一旦律法层面有大量漏洞可钻，那麽不去钻空子的官吏恐怕连两成都不到。

    他这才起了要着律立法之念。

    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曹叡会在去年的十月下令启动修律工作，彻底推翻《汉律》，在律令、立法层面彻底切断与两汉的联系，巩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而如今获得阶段性胜利的，不是曹魏而是大汉。曹魏焦头烂额，曹叡根本没有时间与心力消耗在着律立法上面。

    那麽这为天下立法着律一事，就只能由刘禅牵头领先了。毕竟哪个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诱惑？刘禅当然也不例外，武功既彰，文治总也要跟上的吧？

    问题越难，功绩越大！

    刘禅面对的问题，是连李世民、朱元璋都不曾面对的问题，因为那时华夏律法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框架，循旧制缝缝补补即可。而刘禅现在要做的是彻底推翻旧制，重构一个可垂范後世的新框架。

    那部由曹叡牵头、陈群、刘邵主导编纂的《魏律》，对後世着律立法影响颇深。

    其非但对两汉律法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还开启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把儒家主张的孝悌纲常融入到了刑律当中。

    某种程度上，它革除了两汉法制的积弊沉疴。後世说它是华夏第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赞他为後世各朝各代着律立法开创了范式。

    但这不是刘禅想要的《汉律》。

    既因为《魏律》依旧不够健全。

    也因为《魏律》首开八议之制，堂而皇之地在国家律法之上又开了一道後门：

    亲贵触法，法外开恩。

    门阀犯禁，禁内开门。

    没办法，曹操起家靠的是汝颍士族与谯沛武人，曹丕篡汉更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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