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9章 炎武律疏（下） (第2/3页)

品中正制换取世族拥戴。

    到了曹叡这里，士族、贵戚的根基已然深植於魏室，那麽法律就不可能不向他们倾斜o

    大汉的蜀科、汉科由丞相主导，即使到了现在，走的依旧是『乱世当用重典』的路子。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三十余年，施政宽柔，法令废弛，蜀中豪强专权自恣，欺凌小民，以致『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法正曾劝丞相效仿高祖皇帝约法三章，以宽政收拢人心。

    丞相却反对：

    秦地之所以能用约法三章收心，是因为暴秦苛法在前，解其倒悬便是恩德。蜀地却恰恰相反，病根在於法令不行、威刑不肃，若再行宽政，无异於抱薪救火。

    於是汉科从严，从重，从猛。

    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法行则知恩，威立则知惧。

    曹魏那边总爱说：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

    『大魏反其道而行，弘以大纲，则百姓自然安乐。』

    不得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每与刘反，事乃成耳』了。

    但曹魏曾拥九州之地，居天下之中，以大国之重行如此妥协之事。

    而大汉不过区区益州之地，却依旧以法网束下，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

    毕竟曹魏宽纵之法，对於『一统天下』这事来说，确有其利在，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

    也难怪曹叡如此痛恨曹丕，就连丧礼都严重缺席。

    彼时曹叡丧时不临的大不孝大不敬闹得天下皆知。最後曹魏那边的官方口径说，『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给曹叡这位大魏天子找补了一番。

    这宽纵之法也不是曹操的初衷，假若曹操知道曹丕继嗣後会对士族全盘妥协，对自己的政策反攻倒算，恐怕未必会传位给他，而曹不到了地下恐怕也要被曹操狠狠拷打。

    毕竟打压士族豪强是几位开基之主的共识，而真正贯彻到底的，只有大汉一国而已。

    在丞相严刑峻法、密网束下的治理下，大汉境内已是『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

    这是《汉科》的功绩。

    可如今也成了它的局限。

    它是一剂猛药，专为益州一州之地的沉疴积弊而配制。

    当大汉的版图还蜷缩在巴山蜀水之间，当北伐大军的粮草全靠蜀中汉中供应，当朝廷的政令可以四通八达数日可至的时候，《汉科》的严刑峻法就是最有效的工具。

    可如今，大汉疆域从一州之地扩展到了益州、关中、陇右、荆州，乃至半壁交州，地广数千里，治下百姓从百万之众增长到了四五百万，政令难以通达，官吏严重不足。

    若仍以治一隅之地的严刑峻法遍施於四方州郡，必然引发动荡。

    因为根据蜀科稍作修改的《荆科》甫一在荆州铺开，郡县官吏阳奉阴违，百姓枉屈怨怼的局面就已经在荆州日日发生，反覆发生。

    而偏偏这些官吏态度极为恭谨，极为诚惶诚恐，他们还总能找到判案的法律依据，你甚至辨不清他们是遵纪守法还是阳奉阴违，甚至好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办了坏事。

    刘禅去了好个郡县，进了好几处县狱郡狱，无一处没有囚犯喊自己是被冤枉的。时代的一粒沙，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刘禅作为天子，不得不为大汉寻找一条『中庸』之道。

    当然不能像曹魏那般直接向特权阶级妥协。

    可必须让地方官吏判案时当真『有法可依』，不再模棱两可，不再凭其个人爱憎好

    恶，从律法中找到漏洞任意施为。

    也必须让负责监察地方司法的『监察御史行走』能够根据新立之法检验司法官吏是否渎职。

    它要大大减省司法官吏，减少执行与监察的成本，让整个执法与监察体系运行得既快又准。

    所以它必须是一部精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法典，而不是近千万字却又互相矛盾的屎山。

    这就是一项细致的大工程了，非积数百人数年之功不可成，这还只是粗有小成。

    好在刘禅脑子里已经有了纲领，现在要做的就是寻几个确有才干的能吏，榨乾他们，借他们之力把自己的思想与纲领贯彻下去。

    同时，立法着律是一等一的国家级大事，谁能参与进来，谁将来就有了成为国家核心要员的资历。

    当年主导《蜀科》制定的，是丞相与法正、李严、刘巴、伊籍这五名要员，刘禅身边如今也有很多年轻人需要这份资历。

    向朗、李严作为边缘人，如今只是做一做先期最苦最累的工作，等到最後真正编纂法典的时候，自会成立一个典律寺之类的组织。

    他们能在里面担任何种职务，拿到何种名份，功劳几何，後世能否记住他们的功劳，就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如何了。

    刘禅这次之所以驻跸於城固，也是想看看城固法治如何，结果同样积案不少。

    向朗与李严起初不明白为何天子会呆在城固，为何会召见他们，又为何会让他们来看积案卷宗。

    可随着积案卷宗看了一卷又一卷，他们终於隐隐约约猜到了天子的用意。

    那位天子一言不发，待他们将这几卷积案全部看完，才从中随意抽了一卷出来，看了两眼後又把卷宗递给了他们。

    二人接过，展牍而观，晓得天子接下来必有问对，一时也隐隐有些头疼起来。

    案情倒不复杂。

    城固西乡有男名李甲。

    因平日与妻家有嫌隙，一日酒後提刀闯入妻家，将其妻父、妻母、妻兄三人尽数砍杀o

    乡里游徼闻讯赶到，将他绑了，押送县狱。

    案子本身没有什麽疑点。

    凶器人证俱在，凶犯本人也供认不讳。

    按照汉律，『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属不道，当腰斩。』

    也就是杀三个没有死罪的无辜之人，罪当腰斩。

    这也没什麽问题。

    但问题在於，腰斩後还有『株连其妻子』这一判罚。

    而在此案中，凶犯的妻子是被害人的亲生女儿、同胞兄妹。

    县中主管律法的县丞认为，律文写得明明白白，『不道』之罪株连妻子，那就该抓，该杀。

    县长王游却不同意。

    向朗目光落在卷宗末尾，彼处还附着王游手书：『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於杀乎？彼婚姻既绝，不当复坐其妻。』

    所谓『义绝』，也没有得到官方律令的明确认可，但已是某种共识与判案的惯例。

    李严也在看。

    两人几乎同时放下了卷宗，看向那位天子，而那位高居上首的天子这才从容开口，语气也颇为寻常：「此案尚未决断。

    「向卿，你如何看？」

    向朗闻言沉吟片刻，才缓缓道：「臣以为。

    「城固长王游所言有理。」

    「哦？」刘禅皱了皱眉。

    向朗将卷宗往膝上放了放，片刻後才徐徐答道：「老臣记得，前汉有一桩旧案。

    「孝景皇帝时，有民名防年，其继母陈氏杀其生父。

    「防年一怒之下，又将继母杀死。

    「有司议罪，以为杀母当以大逆论。

    「景帝犹豫未决。

    「时太子（汉武帝）在旁，景帝问之。

    「太子对曰：「『夫继母虽如母，不及生母，因生父之故，比之於母。』

    「『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

    「『宜与杀人者同，不宜与大逆论。』

    「孝景皇帝从之，遂以普通杀人罪论处，不以大逆。此案与本案虽不尽同，其理一也。」

    向朗言及此处，抬起眼来看向那位天子。只见天子依旧面无表情，对此不置可否。

    向朗这才继续道：「继母杀其父，则母子之恩绝。

    「故杀继母不为大逆。

    「李甲杀其妻之父母，则夫妻之义已绝。

    「义既绝，则不为夫妻。

    「不为夫妻，则不当株连。

    「王游所判，臣以为是也。」

    刘禅听罢，问道：「如此说来，那国家律法又将如何？

    「律文明定株连妻子。

    「若依向卿与王游之判，大汉律文岂非形同虚设？」

    向朗心中虽已有自己的答案，却不明白天子究竟是想按国法判案，为大汉定下新规矩，还是循人情义理重定规矩，一时也不能答。

    「李卿，你又如何看？」

    李严自看完卷宗便一直沉默，此刻被天子点名，才终於老老实实地开口答道：「禀陛下，当年臣在犍为太守任上，便断过一桩极相似的案子。也是男子杀妻家数人，也是不道之罪，臣当时判的是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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