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二圣大赞，袁易储君？ (第1/3页)

    泰顺帝携了袁易，告退出清溪书屋，复乘明黄亮轿乘舆，仪仗逶迤，往凝春堂向皇太后请安而去。

    书屋之内，顷刻间复归一片寂静，唯余窗外风拂竹叶之飒飒，与溪流淙淙之清响。

    景宁帝并未即刻重拾案头的那卷宋版《周易》，只缓缓端起身旁一盏温热的茶水，以盖轻拨浮叶，徐徐呷了一口。

    清茶入喉，唇齿留香，他的心神，却不在茶味之上，而是沉浸于方才那场临时起意的考较之中，细细回味着袁易的两番奏对。

    这位御极六十一载、历经风雨、学识渊博的一代雄主，虽已是颐养天年之身，其目光之锐利、思虑之深邃，却非常人可及。

    适才他看似随口问出的两个问题，实则皆经深思熟虑，暗藏机锋，皆是检验一个皇子心性、格局、智慧的试金石。

    第一个问题，他引用《系辞上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借天地喻人世，真正问的是：人如何通过理解天地秩序，来确立自身的社会身份与道德责任？

    袁易在奏对中，强调天地秩序不可逾越，人需承认并遵守社会中的尊卑分工（如君仁、臣忠、子孝），本质是儒家“正名”思想。他既反对逾越本分，也反对消极逃避责任，呼应《中庸》“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理念。他又引用《周易》“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说明即使身处低位，也可通过俭德修炼尊荣，揭示了儒家重要的悖论：外在地位有高下，但道德尊严可通过自我完善超越世俗等级。

    袁易的奏对符合儒家正统，强调了“守卑位”并非被动屈服，而是主动修德以成圣贤，又指出君主需有“仁”的约束，也为弱者提供了精神出路。

    这番奏对，完美符合了“经筵奏对”的理想标准。

    第二个问题，景宁帝引用《周易·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问：治理国家，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选择“变革”，什么时候选择“不革”？怎样才能像汤武那样，让一场变革被称为“顺天应人”？

    这个问题确实分量极重，回答得好，是“明君圣主”；回答不好，就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或“顽固不化”。

    袁易的奏对非常谨慎、周密、深刻。

    他首先否定了激进、盲动的变革思想，将变革置于客观规律之下。

    他提出了“革”的必要条件：当察天道之变，观人心之向。

    他又强调“守常”的同等重要性，日常治国尤重“不易”之理，不能只谈变革，而忽视了常态治理中需坚守的根本原则。无论制度如何微调，爱护百姓、敬畏规律这个核心是不能变的。

    他总结了方法论：揆诸天理，验于人心，顺势而为。

    他指出了终极目标：崇德广业，天下安宁！

    袁易的奏对，可以概括为：治国之道，要在守常与变革之间取得平衡。常态下要坚守仁爱百姓的核心原则；只有当旧制度腐朽、违背天理人心时，才应果断变革。而无论变与不变，其判断标准都是客观规律和民心，最终目的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

    这番奏对，准确地抓住了“变”与“不变”这对核心矛盾，并给出了一个系统的、辩证的框架，证明了他具备从宏观层面思考国家命运的能力。整个论述牢牢建立在儒家经典《周易》和儒家核心思想之上，思想既不失锐气，又完全在正统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之内。

    这番奏对，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没有落入任何极端，周全的思辨能力，远超出一个普通皇孙的水平，更像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思考，也契合帝王心术，暗合帝王心态。

    总而言之，袁易的两番奏对，皆沉稳周全，析理透彻，既恪守经义根本，又不拘泥于章句，更能引申发挥，切中肯綮。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今年才十七岁。年纪轻轻，奏对之时又毫无轻浮骄矜之气，态度始终恭谨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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