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六十九章 :义利之辩 (第2/3页)
出身江南士族,早年隐居茅山苦读,屡试不第,漂泊江南、荆楚,可以说有丰富的基层和民间经验。
同时,此人的文章极好,起笔先引先秦义利之辨,再论管仲富国、汉唐盐铁、漕运、市易,最後落到大明开海。
他认为义利之争的关键,不在於言不言利,而在於国家能否定名分、立法度。
若商贾言利而无国法约束,便会夺民、欺衙、走私、结党。
若士大夫言义而不知财用,便会空谈误国。
所以大明应当将海贸纳入国家制度,以市舶司定税,以海军护航,以法司惩私,以学校教化海外汉商,使商利成为国家秩序的一部分。
赵怀安看完,笑道:
「此人也可。」
而来自洪州的郑象,其行卷则温和许多。
他不主张压商,也不主张士大夫争相逐利,而是强调「士不可不知利,亦不可为利所役,当有士大夫之节气与精神」。
这句「士大夫之节气与精神」深受王铎喜欢。
而来自闽地的黄滔,其卷子最偏实务。
黄滔今年五十多,来头却大,是泉州莆田人,号为闽中第一文。
其数次赴长安应试,屡试落第,游历中原、两浙、江淮,亲眼见黄巢之乱、中原藩镇混战,後因中原乱象丛生,不愿久留长安,主动南归福建教书育人。
可以说,这一次大明开科,黄滔既是先为他的学生们开路,更是为闽中开先河的。
虽然是闽人,和海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黄滔的观点还是比较务实的。
他认为,海贸之利若只落在商人手中,必生海上豪强;若全由官府垄断,又必生走私与腐败。
所以大明应当让海商有利可图,同时使其承担护航、港仓、移民、商栈、赈济等义务。
商船出海,按船股缴护航钱;海外商栈,必须登记汉民、雇工与土人交易;遇大灾,海商要按股出粮出钱;若私通海寇、欺压土人、贩卖良民,则重罪。
他文末写道:
「海利非商人一家之利,乃国家开远方、通有无、养军民之利。使其归公,则利即义;使其归私,则利为盗。」
「而朝廷要做的,就是引导潮流,保驾护航!」
对此,朝上诸公有人颔首,有人不屑一顾,以为此人说的最後一句才是心里话。
哟!海贸这麽挣钱,就许你们挣,不许朝廷伸个手?
……
而同样来自闽地的徐寅,却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海贸之利再大,也不能使国家轻视田亩。
利有本末,田亩为本,海贸为末。
但若能以海贸所得修水利、买牛种、造农器、兴学校、减横赋,那麽海贸反而能养农。
他说福建山多田少,若只靠粮田,百姓难富;若茶、果、蔗、麻、木材皆能通过海贸与江东市卖,则山民亦可安居。
可这一切都建立於,大明的其他地方,能有稳定的粮食产区。
粮食是一切人心的根本!
……
之後就是一些各专科的贡士的看法,他们普遍都以本业来着眼。
或言义利须归於法,或言无论是义利都要有个帐,这在赵怀安看来,有点後世功利主义的味道。
但这些专科性人才在谈论这些虚的方面,果然是要差很多,普遍都是手里有锤子,看哪都是钉子,在大问题上,少有超越自己,有一个更大的视角的。
最後,等这些策论都看完後,赵怀安定下了前三名,分别是杜荀鹤、吴融和郑象,分传给诸公看。
这个名次一定下来,殿中诸公心里都有数了。
杜荀鹤文采未必压得过吴融,更谈不上比那些世家子弟雍容华贵,可他的文章最贴赵怀安的心。
而吴融能列第二,是因为此人文章、见识、制度感都很完整,既能承接旧士人的审美,也能明白新朝到底要什麽。
至於郑象列第三,则是因为他补上了另一面。
大明要言利,但不能让天下士人都变成一群只会交相言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要有公心,公义。
士人终究要有士人的精神,要有气节,要知道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有些钱能收,有些钱沾了,人就脏了。
这一点,赵怀安同样认可。
於是,前三名看似只是取士,实际上却把赵怀安对义利之辨的态度,分成了三层说清楚了。
第一层,是杜荀鹤所言,私利与公义不同。
利不是罪,私利无度才是罪。
第二层,是吴融所言,利必须入制度。
海贸、商税、市舶、船股、工坊,都不能靠一时热闹和商人自觉,而要靠法度约束、官府引导、军队护持。
第三层,是郑象所言,士大夫不能为利所役。
国家要懂利,官员要懂利,但懂利不是跪在利面前,而是要能驾驭它。
赵怀安将几份卷子都放在案上,沉默片刻,忽然问张龟年:
「张公,你觉得天下人为何会怕朝廷言利?」
张龟年想了一下,道:
「因为自古言利者,多半最後都会变成聚敛。」
赵怀安点头:
「是。」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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