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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零一十二章 :六科 (第1/3页)

    乾元二年,三月中旬,金陵。

    正旦大朝那场关於煤炭官私的争论,表面上已经过去了。

    诏令也已经下去,朝廷重申矿禁,私采煤炭者从重论罪,地方官隐瞒不报者连坐,矿头、牙人、私运者一经拿实,轻则流配矿监服役,重则弃市。

    可朝堂上的事,哪里是诏令一下便真结束的?

    尤其是陈圭。

    这位工部尚书在正旦大朝上当众请开煤禁,结果被户部尚书严珣痛骂,说他不过是豪族口舌,还借百姓名义行豪强之利,最後赵怀安虽没有当场斥责陈圭,但圣意已经明白。

    陛下没有取陈圭之议。

    对於许多混迹中枢的官员来说,这句话本身就够了。

    所谓揣摩圣意,从来不只是看皇帝说了什麽,更是看皇帝没有说什麽。

    若皇帝当场大骂,那倒未必是失宠,有时候骂得越重,说明还想用,还愿意教。可若皇帝不骂,只把你的奏议轻轻放到一边,再转头采纳别人,那味道就很不一样了。

    於是从正月下旬开始,金陵各衙门里便渐渐有了议论。

    有人说陈圭这些年把工部弄得像市井商行,哪里还有尚书体面?

    也有人说陈圭此人恃宠而骄,仗着当年从吴王府工曹一路跟到大明工部,便自以为国中器械、工坊、炉冶皆系於他一人,连户部、三司都不放在眼里。

    更有人说,这一次若不是严珣当朝驳倒陈圭,真让他开了煤矿口子,不出三年,江南、淮南、荆襄山中便都是矿徒,豪强坐大,朝廷难制。

    这些话传来传去,自然就传到了科道官耳中。

    大体来说,大明立国後,朝廷监察言路有两条。

    一条是都察院。

    都察院御史掌风宪,纠百官,察州县,遇有大案,可奉旨巡按地方,查钱粮、刑狱、军务、官吏贪墨。

    他们和锦衣社一并,常被称为是大明乱纪之官的黑白无常。

    可以说,其他人来找你,都什麽问题没有,可督察院御史找你,你的事就大了。

    而另一条就是属於六科的给事中。

    六科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接隶属於督查御史,只按科监督六部。

    吏科盯选官,户科盯钱粮,礼科盯仪制,兵科盯军令,刑科盯刑狱,工科自然盯工部、河渠、营造、矿冶、军器诸事。

    而科道官最奇妙的地方,就在於他们官小权重,俸禄不厚,座次也不高,可只要奏章递上去,哪怕弹的是尚书、宰相,也没人敢说他无权开口。

    赵怀安当初设科道时,说过一句话:

    「御史事务太重,可朝廷到底是需要耿介之士,以风闻奏事,查漏补缺。」

    所以大明言官风气一度颇盛。

    可言路一开,弊端也随之而来。

    有人真心纠弊,有人借言求名,有人看见上头脸色,便抢着咬人;还有人明明是门户私怨,却披上一件为国除奸的外衣。

    对此,赵怀安当然晓得这些,而且他一开始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也正是这麽个原因。

    但後面王铎的建议,以及赵怀安对权力和制衡管理之道的越发理解,就越是深刻感觉到不仅监督的风纪要有,还要有一些风闻的,专门用来开炮的官员。

    为何?

    赵怀安没对任何人说过,但他心里很明白,作为管理者,信息就是权力。

    他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是因为他怕言官变成党争的刀子。

    可後来他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事,那就是权力不仅是被行使的,更是被知晓的。

    现在大明太大了,他赵怀安就是一个人,眼睛都看不过来,还能管得过来?

    他坐在金陵金銮内,天下各州县发生了什麽,六部各司在办什麽差,地方官是贪是廉,军中是稳是乱,这些信息如果只有一条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那他就只能听到别人想让他听到的东西。

    你以为自己是在决策,实际上却是被人家向上管理了。

    你要说赵怀安还有个锦衣社?也能有自己渠道?但锦衣社事情太多了,他的核心指标其实也不是查朝廷的官员,更多是去地方办案的。

    但现在赵怀安设置的这个六科给事中就不一样了,他们什麽具体的事务都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喷人。

    凡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只言片语,都可以写成奏章,直接递到御前。

    和御史定罪需要严密的证据链不同,六科给事中甚至连证据都不要,也不需要层层流转,直接递给赵怀安。

    可以说,这些人风闻奏上来的,十个有九个都是为了喷而喷。

    但对於赵怀安来说,这可太重要了。

    因为正是这些风闻中,赵怀安能获得朝廷六部的丰富信息,如此他再和下面的六部官对弈时,就能获得更多的视角,也就更能明白对方的行为。

    而且,因为六部给事中的存在,那些六部官也弄不准皇帝知道什麽,不知道什麽,如此更不敢隐瞒信息。

    可以说,赵怀安主动给朝廷内部引入一条疯咬的恶狗,既让赵怀安便於管理六部,又吸引了六部的火力,可谓神来之笔。

    另外,从实利来讲,言官的存在,也确实能帮助赵怀安调整政策的分寸尺度。

    很早以前,赵怀安便发现,人对世界的认知,本就有四种。

    有些事,是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有些事,是自己知道,别人却不知道的;有些事,则是别人知道,自己反而不知道;还有些事,是谁都不知道,只能等待时间去验证。

    而天下之事,大抵也脱不开这四类。

    皇帝每日批阅奏章,看似总揽天下,可实际上,他知道的,不过是送到御前的那些事情;而天下真正发生了什麽,地方知道,百姓知道,六部知道,督抚知道,却未必能层层传到御前。

    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皇帝不知道天下,而是皇帝不知道,自己还有哪些事情不知道。

    赵怀安一直认为,一个人的见识,不在於知道多少,而在於能否不断缩小那些」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

    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真实。

    而要怎麽做呢?那就是要藉助他人的眼睛。

    听取忠直之士的忠告,可以发现自己的过失;任用敢言之臣,可以发现政令的疏漏;巡视地方,可以知道朝廷之外发生了什麽;广开言路,可以知道百姓真正想要什麽。

    而人的认知,正是在一次次纠正自己的盲区过程中,不断扩大。

    其实到赵怀安这个层面,便是北伐又如何,李克用又如何?他其实都没有太过於在意,因为他觉得以目前大明的国力,完全可以战而胜之。

    但赵怀安却又明白,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那就是他觉得北伐没问题。

    赵怀安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

    也没有人告诉他,什麽是对,什麽是错,全看赵怀安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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