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的身份（求追读，求月票！） (第3/3页)

着多少宝贝。”

    “当然，优秀的作品依然不少，但是远远不够，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应该孕育更多的文学作品!”

    补一句，不能成文学公敌啊！

    开篇放大！

    台下的学生，或点头、或皱眉、或欲言又止想举手。

    这话在这个年代实在太惊世骇俗了点。

    许成军不管这个，继续“震惊体”。

    他抬手在黑板上画了条线，左边写“古典”，右边写“当代”。

    “比如‘比兴’，《诗经》里‘关关雎鸠’是借物起情，杜甫‘朱门酒肉臭’是托物讽世，到了我们这儿，很多作品里的意象只是符号，少了和人物、时代的血肉联系。

    其他的很多作品呢？

    要么是‘伤痕’堆伤痕，要么是‘口号’迭口号，没了古典文学那种‘物我相融’的巧劲。”

    “许老师！”

    一个穿蓝布工装的男生突然举手，是历史系的吕树，“您说当代文学不现代，可伤痕文学不也很真实吗？刘芯武的《班主任》、卢心华的《伤痕》，不都写出了十年的苦？”

    许成军笑着点头，示意他坐下：“吕同学问得好。

    伤痕文学是真实，但真实不等于现代。杜甫写‘三吏三别’，不只是写‘苦’，还写‘苦’背后的兵役制度、民生疾苦，有历史纵深。

    而很多伤痕文学，多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少了对‘苦’的根源、对时代转型的思考。

    就像我们哭完一场，却不知道为什么哭，这不是文学的穿透力，是情绪的共鸣。

    真正的现代文学，要能在真实之上，挖出点能照亮未来的东西。”

    这话让吕树愣住了，他低头翻了翻《宋史》里关于宋代文人论政的记载，沉默不语。

    真实之外，还要有“思”。

    卢心华此时就在台下，他是中文系大三的学生，一直享受着《伤痕》带来的光环。

    甚至，某种意义上，一直沉浸在“伤痕文学”开辟者的角色扮演之中。

    他越越欲试，想要举手。

    这是道争！

    但是最后颓然放弃。

    不是别的，面对别的学生还好，面对许成军他还真这个自信，他有且只有一篇《伤痕》。

    而许成军呢？

    20岁，《试衣镜》《谷仓》《红绸》短、中、长都有了，在全国都掀起了巨大的影响。

    内容他看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先进，更有时代性。

    卢心华这人复旦毕业后，一度跑到漂亮国，《伤痕》之后再无有影响力的作品。

    《伤痕》吃了一辈子。

    旁边的徐芊也若有所思，她想起译聂鲁达的诗时，总觉得少点什么：聂鲁达的“爱情”里藏着拉美人民的苦难，而我们有些作品的“爱情”，只是小情小爱，少了和大地的联系。

    姑娘，你有点走偏啊！

    许成军又转向世界文学：“再看外面。拉美文学爆炸为什么能震动世界？

    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用的是马孔多的本土故事，却用了‘循环时间’的现代叙事；

    略萨写《绿房子》，扎根秘鲁的市井，却用了‘多线叙事’的创新形式。

    他们没丢了本土的根，又借了现代的力。

    再看西方，卡夫卡的《变形记》用‘人变甲虫’的荒诞，写的是现代人的异化；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用‘意识流’，写的是女性的精神世界。

    形式和内容是拧在一起的。”

    他话锋一转，指向台下：“可我们呢？文学依然没有脱离过去的窠臼。

    要么是‘土法炼钢’，把《红楼梦》的叙事当模板，写不出新意。

    要么是‘邯郸学步’，学意识流却只学了‘碎’，没学‘魂’。

    去年有篇作品，学福克纳的‘多视角’，却把故事拆得七零八落，读者都看不懂。

    这不是创新，是对形式的滥用。真正的现代性，不是穿件西方的‘外套’，是给中国的故事找件最合适的‘衣服’。”

    跟着朱冬润一起来的贾植芳皱着眉头，最后还是无奈的点点头。

    “许老师！”

    这次举手的是中文系大二的吴玥芬，她脸颊还带着刚才的红晕。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补这些差距？您写的《红绸》和《谷仓》，不已经是很好的尝试了吗？”

    许成军走到讲台边，俯身看着她，语气温和却坚定：“《红绸》？

    个人私作，远远不够。

    非要说也只是第一步，远远不够。要补差距，得走三步：

    第一，扎根传统，但不是复古。第二，深扎现实，但不是记录。第三，鼓励形式创新，但不为了创新而创新。形式要为内容服务。”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第一排的朱东润身上：“朱先生常跟我说，‘做学问要沉下去，做文学要立起来’。

    沉下去，是沉到传统的根里，沉到现实的土里；立起来，是立出自己的声音，立出时代的风骨。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沉下去’的耐心和‘立起来’的勇气。”

    话音刚落，朱东润突然轻轻鼓了鼓掌。

    老先生放下笔，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成军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他缓缓站起身，银白的发丝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

    他没有立刻走向讲台，而是沿着第一排的课桌慢慢走了两步，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

    待全场彻底安静下来，老先生才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穿越岁月的厚重：“成军刚才说‘做学问要沉下去，做文学要立起来’，这话我认，也想跟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多说两句。”

    他停下脚步，指了指黑板上“古典”与“当代”的分界线，语气里满是恳切：“我年轻时留学英国，捧着莎士比亚的剧本，却总想起家里藏的《史记》。

    不是西方的文学不好，是我们中国的文脉太厚重，丢不得。当年我带着《文心雕龙》的手稿辗转西南，日军炸毁了校勘笔记，我就重新抄、重新找，不是固执，是知道这些字里藏着中国人的精神气。

    韩愈‘惟陈言之务去’，是教我们不盲从；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教我们有风骨；曹雪芹写《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是教我们对文字要有敬畏。”

    “你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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