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在座的诸君,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的 (第3/3页)
中国现代文学的漠视。
王元华轻轻皱了眉,想起去年赴德交流时,德国教授问他“中国有没有现代派作品”,当时他只能尴尬地提《狂人日记》。
许成军放下手里的搪瓷杯,,语气平静却坚定:“格拉斯先生,您的认知很坦诚,这也是很多西方朋友的共识。
但我想告诉您,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没有声音,只是我们的‘声音’,走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路——我们没刻意追逐‘现代派’的解构,而是在传统的根上,长出现代的芽。”
他抬眼看向格拉斯,眼神里没有辩解的急切,只有陈述的笃定:“您提到鲁迅,其实在他之后,中国有太多作家在写现代故事。茅盾先生的《子夜》,写1930年代上海的工业困境,用‘民族资本家的挣扎’照见时代;
巴金先生的《家》,借封建家庭的崩塌,写青年的觉醒——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声音’,只是它们的‘语法’,和西方现代派不同。西方用‘荒诞’解构历史,我们用‘现实’扎根生活;西方用‘碎片化’表达焦虑,我们用‘故事’传递温度。”
他说这些他心里其实也知道他说的有些单薄的。
但是私下谈论,面子不能输!
他格拉斯了解中国文学?
肯定不啊!
平心而论,现在是中国文学最有可能赶上世界的年代。
但是文学如果等同于的话。
中国白话有资格能站在世界文坛上的就那么多,其中不少还是仿世界大师之神韵所作。
尤其是改开后的,你会从那些里发现法国文学的影子,俄国文学的影子,拉美文学的影子,却独独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影子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哪了。
这些与独闯出一个时代的巨匠的作品并列于世界之大观园中时,怎会不令人哑然失笑。
当代白话是借韵而非创魂,但拿百年白话文对标西方六百年史,本质是用短跑比长跑。
其实汪曾祺的“烟火气”、阿城的“棋道禅意”这些东西是可以提一提的。
但是太少了。
格拉斯微微挑眉,往前倾了倾身子:“可这些作品,为什么在西方很少被提及?是传播的问题,还是它们缺乏‘世界性’的共鸣?”
“两者都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性’,不是用西方的尺子量出来的。”
许成军拿起桌上的《清明》杂志,翻到《红绸》的节选,“比如我写的《红绸》,没学马尔克斯的‘魔幻’,也没学您的‘怪诞’,只写黄思源藏在红绸里的木梳、春燕绣了一半的手帕。
这些‘小物件’里,藏着中国士兵的家国情怀。
在西方,可能觉得‘不够先锋’,但在中国,有老兵读哭了,说想起牺牲的战友;有学生说,终于懂了‘保家卫国’不是口号。这种‘本土共鸣’,难道不是一种‘世界性’?”
张威连突然插话,他觉得这一刻的许成军好似背负了太多东西。
在所有人都觉得理应后退的时候,他一个人逆流而上。
你凭什么?
你想当英雄?
你当得了么?
他笑了,“君特,许说得对。中国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只是我们的现代性,是‘带着根的现代性’。
就像这梧桐,要先扎在土里,才能长出新枝。许的《试衣镜》,用‘镜子’写普通人的渴望,既有鲁迅‘批判现实’的影子,又有宋代‘以物喻情’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声音。”
格拉斯没立刻回应,低头喝了口茶,目光落在《清明》杂志的封面上。
过了半晌,他忽然问:“那你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向世界’?西方读者要多久,才能听懂你们的‘声音’?”
“不需要‘走向世界’,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在故事里。”
许成军的回答出人意料,却让在场的人眼前一亮,“去年恢复高考后,复旦中文系的课堂上,有学生写知青的岁月,有学生写工厂的变迁;
年轻作家在用新的手法写现实——这些故事,不需要刻意‘讨好’西方,只要把中国人的日子写透,自然会有人听懂。
就像您的《铁皮鼓》,没刻意迎合非德国读者,却让全世界读懂了德国的创伤。中国现代文学,也在走这样的路。”
一旁听着这对话的作家、学者们有点不知所措。
冒犯么?
是否冒犯了这位诺奖得主?
他们有点忐忑。
格拉斯沉默了片刻,却忽然笑了,伸手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许,你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那时候我也总在反驳‘德国文学只有歌德’的论调。你说得对,文学的‘声音’,不是靠别人听见,是靠自己站稳。”
许成军想说点什么,却被格拉斯打断了。
“你跟学生们说的话,我带来的翻译后来跟我讲了,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在,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没有声音,是我们没认真听。”
“我很抱歉,我的言论可能冒犯到你,如果不介意,可以送我一些你的作品。”
许成军摇摇头:“跟您没关系,我们依然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君特哈哈大笑,“你的英文很流利,有些漂亮口音。”
他转身从公文包掏出一本德文版《铁皮鼓》,翻到扉页,用钢笔写下一行字:“致许成军——中国文学的根。”
递过去时,他认真地说:“回去后,我会跟德国的出版社建议,多引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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