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大学里的那些事 (第1/3页)

    一、职称评聘：时间、资源赛跑的攻坚战

    “今年正高评审结果出来了，还是没我。” 文学院的周明教授捏着手机，指尖泛白。这是他第三次冲击正高职称，47 岁的年纪，鬓角已爬满银丝，书架上堆着厚厚的课题申报书和论文手稿，可 “教授” 前面那顶 “正高” 的帽子，依旧遥不可及。在大学里，评上正高绝非易事，它像一座陡峭的山峰，无数教授背着科研、教学的重担，在山间艰难跋涉，不少人走了十年甚至更久，仍未抵达山顶。

    大学评正高，首先难在 “名额的僧多粥少”。和中学不同，大学虽有正高岗位，但竞争激烈程度远超想象。重点高校的正高比例通常控制在教师总数的 15% 以内，普通本科院校也多在 10% 左右，而双一流高校的热门学科，比如计算机、临床医学等，正高名额更是 “一票难求”。

    理学院的***教授深有体会。他们学院有 60 多名教师，每年正高名额最多 2 个，去年申报的就有 8 人，其中不乏主持过省级课题、发表过多篇 SCI 论文的资深教授。“我们学院有位老教授，55 岁了，连续五年申报正高，每次都卡在最后一轮。去年评审结束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说‘可能这辈子都评不上了’，听得我们心里发酸。” ***说，名额少还不算，有些学科还会受 “岗位饱和” 限制，比如某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正高教师已占比 20%，近几年几乎没新增名额，年轻教授只能 “排队等退休”。

    比名额更难的，是 “科研成果的高门槛”。大学评正高，省部级课题早已是 “基础配置”，国家级课题才是 “硬通货”—— 要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简称 “国社科”），要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 “国家科”），而且必须是已结题项目，参评人还得是主持人或核心参与人（通常要求前两位）。这对大学教授来说，简直是 “一场持久战”。

    文学院的周明教授，为了拿中国家社科课题，前前后后准备了五年。第一次申报时，他选的 “近代白话小说语言研究” 课题，评审意见说 “研究范围过窄，创新不足”；第二次调整方向，聚焦 “新媒体时代文学传播研究”，又因 “实证数据不足” 被驳回；第三次，他带着团队跑了六个省市的图书馆，收集了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还做了 2000 份问卷调查，熬夜修改申报书 12 版，才终于拿到中国社科青年项目。可课题结题更难：三年里，他既要给本科生上 “中国现代文学史”，带 4 个研究生，还要挤出时间写研究报告，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电脑前核对数据。“有次为了赶结题报告，我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最后直接在办公室晕倒了，被同事送到医院输液。” 周明苦笑着说，即便这样，结题时仍有评委提出 “部分案例分析不够深入”，他又花了两个月补充研究，才勉强通过。

    论文要求更是 “压得人喘不过气”。文科教授需要发表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或国内顶刊，理科教授则得靠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而且影响因子（IF）有明确标准，双一流高校要求 IF≥5，普通本科院校也得≥3，有些学科还要求 “至少一篇顶刊论文”。

    理学院的李娜教授，研究方向是纳米材料，为了发一篇 IF=6 的 SCI 论文，她和团队在实验室泡了整整两年。实验初期，合成的纳米颗粒总是达不到预期尺寸，她带着研究生反复调整温度、压力参数，光是失败的样品就装了十几个箱子。好不容易做出合格样品，数据分析又出了问题，她专程去上海交大找专家请教，来回跑了四趟，才解决技术难题。论文写好后，投给国际期刊《纳米快报》，又经历了三轮审稿，评委提出了 23 条修改意见，她逐条修改，光回复信就写了 5000 多字。“收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在实验室哭了，不是因为高兴，是觉得太委屈了，这两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李娜说。

    更让教授们头疼的，是 “学术影响力的隐形要求”。评正高不只是看成果数量，还要看同行认可度 —— 比如是否担任国家级学会理事、是否主持学术会议、是否有国外高校访学经历，甚至是否有横向课题（企业合作项目）的转化成果。这些要求，对缺乏资源的普通教授来说，如同 “空中楼阁”。

    商学院的王浩教授，教学口碑极好，还主持过一项中国国家社科课题，发表了 3 篇 SSCI 论文，可连续两次评正高都没通过。评审反馈说 “学术影响力不足”—— 他没主持过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没海外访学经历。为了弥补短板，王浩主动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申请访学名额，光推荐信就写了 8 封，还自费承担了 10 万元生活费。访学期间，他既要听课、参加学术研讨，还要远程指导国内研究生，每天只睡 4 个小时。回国后，他又牵头举办 “中国企业管理创新论坛”，拉赞助、邀请专家、安排议程，忙得脚不沾地。“为了评正高，我把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还欠了朋友不少人情。” 王浩无奈地说。

    最让教授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