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逐梦沙河经验,赶赴阳光新程 (第1/3页)
初秋的风掠过校园的林荫道,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我摊开的调令上,油墨印的 “阳光市研究院” 几个字被光斑晃得有些刺眼。指尖摩挲着纸张边缘,耳畔还能想起一周前在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办公室里,主任握着我的手说 “阳光市的研究院是学校今年重点推进的项目,需要有人敢闯敢试” 时的语气。我几乎是没有犹豫就接下了这份任命,不是因为 “原有待遇不变、额外发放驻外津贴” 的双重收入吸引力,也不是 “不占在岗人员指标” 的灵活政策,而是五年前跟着老领导程处长去沙河调研时,他站在转型升级后的玻璃厂区里说的那句话:“异地驻外研究院从来不是学校的‘飞地’,而是扎进地方产业土壤里的‘根’,扎得深,才能长出支撑学科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枝丫。”
那时候我还是科发院高新办的科长,跟着程处长跑遍了沙河的大小玻璃厂。如今手里握着前往阳光市的调令,那些关于沙河玻璃研究院的记忆,像一帧帧鲜活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而这份凝聚了多日心血的《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报告,也仿佛有了更具体的温度,它不再是纸上的分析,而是即将落地的实践,是要带着沙河的经验、踩着前辈的脚印,去开拓的新征程。
一、林荫道上的调令:一份 “主动请缨” 背后的考量
调令上的落款日期是周一,而我递交 “驻外申请” 是在上上周五。那天下午,我抱着整理好的《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初稿,敲开了主任办公室的门。报告里详细梳理了学校 30 多个驻外研究院的运营现状,也分析了阳光市的产业基础,作为东部沿海的新兴制造业城市,阳光市近年来在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发展迅猛,但缺乏高校的智力支撑和技术转化平台,这正是学校优势学科能够对接的方向。
“为什么要主动去?阳光市离本部有900 多公里,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 主任看着我的申请,语气里带着关切。我指了指报告里 “长期驻外人员状况分析” 那一节,笑着说:“正因为知道驻外人员会面临工作生活平衡、职业发展困惑这些问题,我才想亲自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而且,老领导程处长当年在沙河也面临过类似的难题,他能把玻璃研究院做起来,我觉得我也能试试。”
主任沉默了片刻,翻到报告里 “成功案例” 部分,指着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 的内容说:“清华深圳研究院能成功,靠的是‘体制机制创新’;浙大苏州研究院能落地,靠的是‘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你去了阳光市,打算从哪儿入手?”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阳光市产业调研笔记,上面记着当地 12 家重点企业的技术需求:“先调研,再对接。程处长当年去沙河,第一件事就是扎进玻璃厂车间,我也打算这么做,不了解当地产业的痛点,研究院就是空架子。”
最终,主任在我的申请上签了字。走出办公室时,夕阳正好斜照在校园的校训石上,“知行合一” 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我知道,这份调令不仅意味着一份工作,更意味着一份责任 —— 要把报告里的 “思考” 变成 “行动”,要把前辈的经验变成实践的指南,更要为学校未来的驻外研究院发展,趟出一条可行的路。
二、沙河往事:程处长与玻璃研究院的 “破局之道”
提到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领导程处长和他牵头创办的沙河玻璃研究院。那是 2010年,沙河还是全国有名的 “玻璃产业基地”,但也是 “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 的代名词,当地有大小玻璃厂 200 多家,大多采用传统的浮法玻璃生产工艺,熔窑能耗比行业先进水平高 15%,次品率超过 18%,环保指标频频不达标。当时学校材料学院的玻璃材料研究团队已有多项技术成果,但一直 “待在实验室里”,难以落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处长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去沙河创办玻璃研究院。
(一)“蹲出来” 的需求:把实验室建在车间里
程处长刚到沙河的时候,没先租办公室,而是揣着一个笔记本,在玻璃厂区转了半个月。我当时就听陪同他“蹲点调研”的人说:每天早上 7 点就到玻璃厂门口等工人上班,跟着车间主任进熔窑车间,里面温度高达 40 多摄氏度,热浪裹着粉尘扑面而来,我们穿的工作服不到半小时就湿透了。程处长却毫不在意,一会儿蹲在熔窑边看火候,一会儿跟老师傅聊 “玻璃液澄清时间”,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细节:“某厂熔窑温度波动 ±5℃,导致玻璃平整度差”“某企业生产的建筑玻璃透光率仅 85%,达不到节能标准”“工人反映‘新技术学不会,怕影响生产’”。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小型玻璃厂调研,厂长叹着气说:“不是不想升级技术,可我们试过引进外地的设备,结果工人操作不了,最后设备都成了摆设。” 程处长当即拍板:“研究院不搞‘高大上’的空架子,就建在你们厂旁边,我们的科研人员跟工人一起上班,手把手教技术。”
就这样,沙河玻璃研究院的第一个 “车间实验室” 在这家小厂落地了。材料学院的老师每周驻场 3 天,一边帮厂里调试熔窑温度控制系统,一边给工人做技术培训。三个月后,这家厂的熔窑能耗降低了 12%,次品率降到了 8% 以下。消息传开后,周边的玻璃厂纷纷主动找上门,希望跟研究院合作。
(二)“跨出来” 的团队:打破学科壁垒
沙河玻璃产业的痛点不止于生产工艺,还有 “产品单一” 的问题,当地大多生产建筑玻璃,附加值低,而汽车玻璃、电子玻璃等高端产品几乎是空白。程处长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材料学院的力量不够,必须组建跨学科团队。
他牵头协调了学校机械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环境学院的专家,成立了 “高端玻璃技术研发中心”:材料学院负责玻璃配方优化,机械学院负责生产设备改造,自动化学院负责智能控制系统开发,环境学院负责废气废水处理技术。这个跨学科团队很快就拿出了成果,针对汽车玻璃的 “低辐射镀膜技术”,让玻璃的隔热性能提升了 40%;针对电子玻璃的 “超薄玻璃成型技术”,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
记得有一次,一家汽车玻璃企业急需解决 “玻璃弯曲成型精度” 的问题,团队里的机械学院李教授和材料学院王教授一起驻场,连续一周泡在车间里,反复调整模具参数和玻璃加热曲线。最终,成型精度从 ±0.5mm 提升到 ±0.2mm,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企业老板握着程处长的手说:“你们研究院不是来‘卖技术’的,是来跟我们一起‘解决问题’的!”
(三)“暖起来” 的保障:让驻外人员安心
程处长常说:“研究院的核心是人,只有让驻外人员安心,才能让研究院有活力。” 当时,沙河玻璃研究院有 8 名常驻科研人员,大多是 30 岁左右的青年教师,面临着职称评定、子女入学等问题。程处长主动向学校争取政策支持,最终敲定了三项保障措施:
一是职称评定倾斜:驻外人员在研究院的技术转化成果,可折算为校内科研考核指标,比如 “促成一项技术转化合同,等同于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二是子女入学协调:程处长跟沙河市教育局沟通,为驻外人员子女争取到了当地优质中小学的入学名额,解决了 “后顾之忧”;三是生活保障升级:研究院租了一套带厨房和活动室的公寓,配备了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还定期组织驻外人员家属来沙河探亲,报销往返路费。
当时在研究院驻场的青年教师小赵,原本担心 “驻外影响职称评定”,但他在沙河促成了 3 项技术转化,最终顺利评上了副教授。他后来跟我说:“程处长让我们觉得,驻外不是‘被边缘化’,而是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正是靠着这样 “接地气” 的做法,沙河玻璃研究院在短短 5 年内就成为了沙河玻璃产业的 “技术引擎”:累计促成技术转化项目 23 项,带动当地玻璃企业新增产值 50 多亿元,帮助 12 家企业通过环保验收,学校材料学科的影响力也因此跻身全国前列。程处长常说:“驻外研究院的成功,不是看建了多少大楼,而是看解决了多少问题 ,解决了地方产业的问题,就是解决了学校学科发展的问题;解决了驻外人员的问题,就是解决了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异地驻外的深层逻辑:资源、学科与责任的共振
翻开《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报告,“原因分析” 部分的四个维度 —— 拓展资源与合作机会、提升学科影响力、吸引优秀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程处长的沙河玻璃研究院案例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而学校布局 30 多个驻外研究院的实践,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
(一)资源整合:打破地域限制的 “桥梁”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资源,而资源的分布往往具有地域性。比如,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苏州的智能制造产业、沙河的玻璃产业,都是当地独有的资源禀赋。通过创办异地驻外研究院,大学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将这些 “分散的资源” 整合为 “发展的资本”。
在沙河玻璃研究院的案例中,程处长正是看到了沙河玻璃产业的 “资源潜力”,200 多家玻璃厂的技术需求,就是科研项目的 “富矿”;当地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政策支持,就是研究院发展的 “助力”。研究院成立后,不仅为学校争取到了沙河市 “产业升级专项基金” 2000 万元,还促成了学校与当地 15 家企业的长期合作,建立了 6 个联合实验室,为科研团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平台。
,同样,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之所以能成功,也离不开对深圳资源的整合。深圳作为 “创新之城”,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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