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韩愈：闯长安的穷小子 (第1/3页)

    公元786年的深秋，长安城东门外，来了个背着旧书箱的年轻人。个子不算高，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裤脚还沾着路上的泥点，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盯着那座巍峨的城门——朱红的门柱，鎏金的门钉，城楼上“长安”两个大字，在夕阳下闪着光。

    这小子就是韩愈，刚满20岁，从宣城一路颠沛流离来长安考科举。来之前，他在心里把长安想了千百遍：这是天子脚下，是读书人的“圣地”，凭着真才实学考上科举，就能实现“读书经世”的志向，再也不用过小时候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

    他没想到，刚进长安没几天，现实就给了他狠狠一巴掌——这里的高轩骏马、崇楼杰阁背后，藏着的全是“竞乘时而附势”的功利，跟他心里“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信念，压根不是一回事。

    那天晚上，他住在城南的小客栈里，听着隔壁举子们讨论怎么巴结权贵、怎么送礼行贿，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纸笔，写下了《出门》里的句子：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

    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

    ——长安有上百万户人家，我出门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不是我想故作清高，是我跟这世道，实在合不来啊。

    早年的苦：三岁丧父的穷小子，把“读书”当成唯一的光

    韩愈能揣着“读书经世”的志向闯长安，全是被早年的苦逼出来的。

    他命苦，三岁就没了爹，娘也走得早，是大哥韩会和嫂子郑氏把他拉扯大的。那时候韩会在江南当官，日子还算过得去，没过几年，韩会被贬官，病死在任上，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

    嫂子郑氏带着韩愈和几个孩子，从江南往老家河南逃难，一路上吃了多少苦？韩愈后来在《祭十二郎文》里写“当是时，虽旁无近亲，然吾谓汝父汝兄，皆在千里之外，汝既书射，吾归矣”，字里行间全是颠沛流离的痛。

    逃难的时候，韩愈才十几岁，跟着嫂子挤在破船里，饿了就啃口干硬的窝头，渴了就喝河里的凉水，晚上就睡在破庙里。有一回，庙里漏雨，他抱着书箱缩在角落里，嫂子摸着他冻得发紫的手，哭着说：“愈儿，要不咱不读书了，找个活计混口饭吃吧。”

    韩愈却把书箱抱得更紧了：“嫂子，不行！我爹说过，读书能改变命运，我要考上科举，让你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他读的书，都是捡来的旧书——有的是别人扔的，有的是他用半块窝头跟书铺老板换的，书页都缺了角，字也模糊了，可他看得比什么都宝贝。白天赶路，他就把书揣在怀里，有空就掏出来看；晚上在破庙里，就借着月光读，有时候看得太入迷，连蚊子咬都没感觉。

    嫂子看他这么拼，既心疼又欣慰，省吃俭用给他买了支最便宜的毛笔，他把笔杆磨得光滑，写坏了笔头就自己换，一支笔能用大半年。有一回，他在墙上写“学而优则仕”，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墙写黑，才停下来对嫂子说：“嫂子，等我考上了，就把这几个字刻在咱家大门上。”

    20岁那年，韩愈觉得读得差不多了，就跟嫂子说：“我要去长安考科举。”嫂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塞给他，又给他缝了件新长衫（其实是用旧布改的），叮嘱他：“到了长安，照顾好自己，考不上也没关系，家里永远等着你。”

    韩愈背着书箱，跪在地上给嫂子磕了三个头，转身就踏上了去长安的路。他以为，长安是他的“希望之地”，却不知道，这里等着他的，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

    长安第一眼：从震撼到迷茫，这不是他想的“圣地”

    韩愈走到长安东门，足足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他想象过无数次长安的样子，真站在城门外，还是被震撼到了——

    城门比他见过的任何建筑都高，门口的士兵穿着铠甲，手里拿着长枪，眼神锐利；城里的街道宽得能并排走八匹马，两边的店铺鳞次栉比，酒肆、茶馆、书铺、绸缎庄，热闹得像过年；来来往往的人，有的穿着绫罗绸缎，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几个仆人；有的穿着粗布衣服，挑着担子，匆匆忙忙地赶路。

    他攥着怀里的钱袋，小心翼翼地走进城门，心里既激动又紧张——这就是长安，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他甚至开始想象，考上科举后，穿着官服，骑着马，风风光光地回宣城接嫂子的场景。

    没高兴多久，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先去了礼部报名科举，报名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全是像他一样来考科举的举子。这些举子，跟他完全不一样——有的穿着华丽的长衫，手里拿着折扇，跟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嘴里说的全是“我认识某人”“我给某某尚书送了礼”；有的围着考官的随从，递上银子，套近乎；还有的甚至雇了仆人，帮自己拎行李、拿书箱，派头比当官的还大。

    韩愈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背着旧书箱，站在人群里，像个异类。有个穿着绸缎的举子路过，瞥了他一眼，笑着对身边的人说：“你看那小子，穿得跟叫花子似的，还来考科举，真是自不量力。”

    韩愈攥紧了拳头，想上去理论，又忍住了——他是来考科举的，不是来吵架的。他默默走到报名处，递上自己的身份证明，报名的小吏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的衣服，没好气地说：“填好了，去那边等着吧。”

    报完名，他得找个地方住。他听说城南的客栈便宜，就往城南走。一路上，他看见不少举子往权贵的府邸跑，有的手里提着礼盒，有的怀里揣着诗稿，不用想也知道，是去巴结权贵、求推荐的。

    韩愈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从小读的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学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在长安，好像所有人都在“竞乘时而附势”，没人在乎你读了多少书，只在乎你认识多少权贵，送了多少礼。

    他在城南找了家最便宜的客栈，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窗户还漏风。掌柜的把他领到房间，撇着嘴说：“小伙子，住这儿的都是穷举子，你要是想找关系，可得往城北去，那边住的都是有钱人。”

    韩愈没说话，放下书箱，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夕阳一点点落下，心里就空了——这就是他想了千百遍的长安？这就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地方？为什么跟他想的，差这么远？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就坐在桌子前，翻着带来的《论语》，翻了好几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隔壁传来举子们喝酒划拳的声音，夹杂着“我跟吏部李大人吃过饭”“我给户部王尚书送了两匹好布”的炫耀，韩愈听着，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喘不过气。

    他摸出纸笔，借着昏暗的油灯，写下了《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写完后，他把纸揉成一团，又展开，眼泪掉在纸上，把“与世参差”四个字晕得看不清。

    科举初体验：不是书读得好就行，得有“门路”

    韩愈以为，只要书读得好，科举就能考上——可他错了，错得很彻底。

    唐朝的科举，不是“唯分数论”，考官的主观意愿很重要，而要让考官“注意”到你，要么有权贵推荐，要么有文坛大佬赏识，像韩愈这样“没背景、没人脉、没钱”的穷举子，想考上，难如登天。

    考试前几天，举子们都在忙着“行卷”——就是把自己的诗稿、文章送给权贵和考官看，求推荐。有的举子甚至雇了人，把诗稿抄几十份，挨家挨户地送；有的举子干脆天天守在权贵府邸门口，就为了能递上一份诗稿。

    韩愈也想“行卷”，可他不认识任何权贵，也没钱雇人抄诗稿。他只能手写，写了几份最满意的文章，比如《争臣论》，里面写“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表达想当官为民的志向。

    他拿着文章，在长安的街道上瞎逛，看见官邸就想进去，可走到门口，看见士兵威严的样子，又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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