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她的抉择 (第2/3页)

什么质证意见？”杨法官问。

    李律师站起来，开始一一反驳。

    对心理科记录，他说：“长期遭受家暴的人，出现焦虑、抑郁是正常的创伤反应。这不是原因，是结果。”

    对周姐的证言，他说：“证人与被告有利益关系，证言可信度存疑。而且证人今天没有出庭，无法当庭质证，证言不应被采信。”

    对精神鉴定报告，他说：“报告明确写着‘未见精神病性症状，认知功能完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至于‘情绪不稳定’，在家暴诉讼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情绪波动是正常的。而且报告也指出，这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对私家侦探的照片，他冷笑：“跟踪、偷拍，这是侵犯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用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应被法庭采信。而且照片截取的瞬间，不能反映完整事实。如果拍照就能定案，那所有人都可以被拍成罪犯。”

    质证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双方律师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林晚秋坐在那里，听着那些关于她人生的争论，感觉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那些淤青，那些眼泪，那些深夜的恐惧，那些年复一年的忍耐——在法庭上，都变成了证据编号，变成了质证焦点，变成了法律条文下的筹码。

    “举证质证环节结束。”杨法官看了看时间，“现在休庭十五分钟。休庭后进行法庭辩论。”

    法槌敲响。林晚秋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像打了一场仗。

    “去休息室。”李律师低声说。

    休息室里，小雨抱着孙老师，小声问：“妈妈，那些叔叔阿姨在吵什么？”

    “他们在讨论小雨将来跟谁生活。”林晚秋蹲下身，摸着女儿的脸。

    “我跟妈妈。”

    “嗯，小雨跟妈妈。”林晚秋抱住女儿，眼泪终于掉下来。

    十五分钟很快过去。再次开庭时，林晚秋调整了情绪，坐直身体。

    “现在进行法庭辩论。”杨法官说，“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李律师站起来，扶了扶眼镜：“审判长，陪审员，今天的庭审，展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女性在婚姻中遭受了长期、系统的暴力，而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反抗时，却要面对施暴者更猛烈、更卑劣的反扑。”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铿锵有力：“陈建国先生否认家暴，说那些伤是林晚秋女士自残造成的。但请各位看看这些伤情鉴定——肩胛骨骨裂，轻微脑震荡，耳膜穿孔，多处软组织挫伤。这是‘自残’能造成的吗？一个女性，要多么‘恨’自己，才能把自己打成这样？”

    他拿起那份精神鉴定报告：“陈建国先生用这份报告攻击林晚秋女士，说她情绪不稳定。但报告明确写着，这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施暴者制造了创伤，却用创伤反应来攻击受害者，这是何等的荒谬！”

    他转向陈建国：“你说你从未家暴，说你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一个会在妻子提出离婚时，申请对她进行精神鉴定的男人，真的是好丈夫吗？一个会要求对六岁女儿做亲子鉴定的男人，真的是好父亲吗？一个会转移财产、拒绝支付妻子母亲手术费的男人，真的有家庭责任感吗？”

    陈建国的脸色铁青。

    “关于抚养权，”李律师继续说，“陈建国主张林晚秋不适合抚养孩子，理由是她没有工作，没有固定住所，情绪不稳定。但我想问，一个会家暴妻子、污蔑妻子、用孩子当筹码的男人，就适合抚养孩子吗？”

    他看向小雨：“孩子才六岁，但她知道谁爱她，谁伤害她。在心理咨询中，她明确表示，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不会打我，不会凶我，妈妈会保护我’。这是一个孩子最真实、最朴素的愿望。”

    “最后，”李律师的声音低了下来，“我想说，这个案子不仅仅是一起离婚纠纷。它是一个女性反抗暴力、争取尊严的战争。如果今天，法庭因为林晚秋女士‘情绪不稳定’、‘没有经济能力’而将孩子判给施暴者，那将传递一个可怕的信号：受害者活该受害，反抗者必将受到惩罚。”

    他坐下，法庭里一片寂静。

    “现在由被告发表辩论意见。”杨法官说。

    吴律师站起来，表情严肃：“审判长，原告律师的发言充满情绪，但法律审判需要的是事实和证据。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林晚秋女士确实有情绪问题，确实没有稳定收入和住所，确实不适合单独抚养孩子。”

    他拿起精神鉴定报告：“这份由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具有最高的证明力。报告明确建议，林晚秋女士在情绪稳定前，不建议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这是专业意见，法庭应当尊重。”

    “至于陈建国先生，”吴律师继续说，“他承认婚姻中有争吵，但坚决否认家暴。他没有前科，没有不良记录，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和意愿。他要求亲子鉴定，是为了明确法律关系，是对孩子负责的表现。”

    他看向林晚秋：“林晚秋女士指控陈建国先生有外遇，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几张合影，几笔转账，不能证明出轨。而她自己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谁更可信，一目了然。”

    “关于孩子的意愿，”吴律师笑了笑，“六岁的孩子，判断能力有限，容易受到母亲的影响。她说想跟妈妈生活，很可能是因为妈妈告诉她‘爸爸是坏人’。这不是孩子真实的意愿，是被人为塑造的意愿。”

    林晚秋握紧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综上，”吴律师总结，“我方认为，林晚秋女士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她所陈述的家暴事实缺乏充分证据，她的情绪状态不适合抚养孩子。而陈建国先生有能力、有意愿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陈建国先生。”

    他坐下，和陈建国交换了一个眼神。

    “双方还有补充意见吗？”杨法官问。

    “有。”李律师再次站起来，“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沈薇薇出庭作证。”

    法庭里又是一阵骚动。陈建国的脸色变了，他猛地看向吴律师，吴律师也皱起了眉头。

    “传证人沈薇薇。”杨法官说。

    侧门开了，沈薇薇走进来。她穿着简单的毛衣和裤子，没化妆，脸色苍白，但走得很稳。她走到证人席，坐下，手放在膝盖上，微微发抖。

    “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年龄、与当事人的关系。”杨法官说。

    “沈薇薇，二十八岁，是……是陈建国的朋友。”沈薇薇的声音很小。

    “你和陈建国是什么关系？”

    沈薇薇抬头看了陈建国一眼，陈建国死死盯着她，眼神里满是威胁。沈薇薇打了个寒颤，但咬了咬牙，说：“我曾经是他的情人。我们在一起半年多，我……我怀了他的孩子。”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记者们开始疯狂记录。

    “你怀孕了？”杨法官确认。

    “是，十二周。”沈薇薇的手放在小腹上，“陈建国知道，他让我打掉，说会给我补偿。但我不想……”

    陈建国猛地站起来：“法官，她胡说！她在污蔑我！”

    “被告，请保持安静！”杨法官敲法槌，“证人继续。”

    沈薇薇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和陈建国在一起时，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他告诉我他是单身，说前女友出国了。直到上个月，我在他手机里看到林姐的照片，听到他们吵架的录音，我才知道真相。”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这里面是陈建国偷偷录的音频，有他威胁林姐的，有他和朋友商量怎么对付林姐的。还有……他给我的转账记录，让我去打胎。”

    书记员接过U盘，插入电脑。很快，法庭的音响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是陈建国：

    “林晚秋那个贱人，居然敢报警。你等着，看我不弄死她。”

    另一个声音：“你悠着点，闹出人命就完了。”

    “放心，我有分寸。让她在里面待几天，吃吃苦头，就知道谁是她主子了。”

    音频不长，但每句话都像炸弹，在法庭里炸开。

    陈建国的脸从红转白，又从白转青。他想说什么，但吴律师按住了他。

    “证人，这些录音是你怎么得到的？”杨法官问。

    “从他电脑里拷贝的。他有个习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会备份在电脑里，而且不加密。”沈薇薇说，“他以为我不懂电脑，其实我是学计算机的。”

    “被告有什么要问证人的吗？”杨法官看向吴律师。

    吴律师站起来，表情很难看：“证人，你和陈建国先生的关系，是你自愿的吗？”

    “一开始是，后来……”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

    沈薇薇咬着嘴唇：“是。”

    “你怀孕，是陈建国先生强迫你的吗？”

    “不是，但……”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吴律师打断她，“你明知道陈建国先生有家庭，还和他保持关系，是吗？”

    沈薇薇的眼泪掉下来：“一开始我不知道……”

    “但你后来知道了，还是没有离开，是吗？”

    “我……”

    “证人，请回答是或不是。”

    沈薇薇低下头，声音几不可闻：“是。”

    “所以，”吴律师转身面向法庭，“证人是明知陈建国有家庭，还自愿与他保持关系，自愿怀孕。现在因为陈建国先生要求她打胎，她就怀恨在心，联合原告污蔑陈建国先生。这样的证人，证言可信吗？”

    李律师立刻站起来：“反对！对方律师在诱导证人，歪曲事实！”

    “反对有效。”杨法官说，“证人，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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