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根 (第2/3页)

振勋也蹲了下去看，根须上布满了细小的、瘤状的突起，一粒一粒的，像癞蛤蟆的背。

    施密特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些突起是硬的，可稍一用力就碎了，里面渗出一股浑浊的汁液。他又挖了旁边另一株，一样的。再挖一株，还是一样。他蹲在那里挖了七八株藤的根，手越挖越慢，挖到最后，他停了手，把沾满泥的手指放在眼前看了很久，指腹上黏着那些细小瘤块的残渣，黄褐色的，带着一丝腐烂的气味。

    张振勋站了起来，没有回头，朝坡下走去。那天他没有吃晚饭，一直和施密特在工棚里商量对策，直到深夜灯还亮着。老汤端了一锅粥放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他悄悄推了一条缝看进去，看见张振勋和施密特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法国带回来的葡萄病害图谱，翻到“根瘤蚜“那一页，插图里画着显微镜下虫害根系的剖面图——一粒一粒的瘤状突起，密密麻麻，跟白天他挖出来的那些一模一样。他的手按在那一页上，指节微微泛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

    接下来的半个月，病害像瘟疫一样从河沟那片蔓延开来。

    先是东边的赤霞珠，然后往西走，雷司令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然后是品丽珠、白诗南、长相思……一个接一个，一片接一片。那些藤蔓在春天的晨光里曾经嫩绿得发亮的叶片，如今一片接一片地卷起来、枯下去、掉在地上。工人们拿着锄头和剪刀站在地头，不知道该砍还是该留。有人偷偷抹眼泪——那些藤是他们一株一株亲手种下去的，每株都浇过水、施过肥、绑过架，三年了，眼看着就要结果了。

    张振勋每天都在坡上走。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一个人走，不让人跟着。他走到哪一片地就在哪一片地里蹲下来，扒开土看那些根，用手摸那些瘤，然后站起来沉默地往前走。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眼窝一天比一天深，后颈的皮肤松弛了下去，像一株被旱了太久的藤，水分正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流失掉。老汤远远看着他走过的背影，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十岁。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谈笑间买下一家船务公司的张振勋，那个在法国领事馆里举着酒杯说“将来我要带着中国的葡萄酒来这里“的张振勋，此刻蹲在烟台东郊的荒坡上，手心里攥着一把烂掉的根，像攥着一把碎了的梦。

    有一天傍晚，张振勋从坡上走下来的时候，在工棚门口撞见了朱月芝。

    她是从巴达维亚赶来的。老汤私下写了信回去，没敢告诉张振勋。朱月芝的船到了烟台，没让人接，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到了工地上，走进工棚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海风的气息和旅途的尘埃。她看见张振勋的那一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瘦了太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陷进去了，鬓角的白发一下子多了一倍，像一夜之间落了霜。

    “月芝“他叫她。

    “我来了。“她说，走过去，伸出手，握住了他的。那双手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了——指节粗了，掌心的茧厚了一层，指甲缝里嵌着干掉的泥。

    “我听说这边出事了。“

    “虫。“他说，声音干涩得像秋后的枯叶，“根瘤蚜。欧洲也闹过，毁了一半的园子。我们这儿也躲不过。“他把手从她掌心里抽出来，走到一旁，望着远处那片在暮色里暗下去的坡地。光一点一点地从那些葡萄藤上抽离，像从垂死的人身上一寸一寸地收回温度。“一百二十个品种，三年心血，几百万银子——可能全没了。“

    朱月芝走到他身后，没有碰他。她只是站在他肩后很近的地方，呼吸声均匀而轻。她等了一会儿，等到他的肩膀不像方才那样绷得那么紧了，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你想放弃吗？“

    张振勋没有回答。

    “你要是想放弃，“她继续说，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跟他说一件已经商量定了的事情，“我就陪你回去。南洋那边的产业还在，我们回巴达维亚去，种咖啡，种烟草，种什么不行？一样过日子。“

    她停了一下。

    “可你要是还想撑——我就留下来帮你撑。“

    张振勋的背影在暮光里站了很久。远处海面上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沉下去，天从橘红变成暗紫，从暗紫变成深蓝，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那片巨大的绸缎一寸一寸地拉下来，盖住整片大地。他站在那片即将被夜色笼罩的坡地和工棚之间，站在放弃和撑下去之间，像站在一根极细的平衡木上。

    他转过身来，看着朱月芝。她的眼睛里有一层很薄的光，像灯被风吹了一下，晃动了一下，然后稳住了。

    “不回去。“他说。声音哑，可那两个字里的东西是实的，“三年都种下去了。不能白种。“

    那天夜里，张振勋和施密特讨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张振勋把所有人叫到了工棚里。

    石匠、农工、杂役、账房，还有从巴达维亚跟过来的几个老伙计，挤了满满一屋子。张振勋站在最前面，面前的木桌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葡萄病害图谱，旁边是一张新写的清单——用毛笔写的，每一行都认真而清晰。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诸位，“他说，“虫害的事，大家都看见了。欧洲人当年遇上这事，死了一半的园子。可另一半活下来了。“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幅简单的示意图——两条根，一条粗壮的、带瘤的，一条细瘦的、干净的，两条根被画在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欧洲的葡萄藤，嫁接到美洲的葡萄根上。美洲的根天生不怕这种虫。嫁接好了，上面的藤照样长欧洲的果子，下面的根不怕病。“

    棚子里安静了一瞬，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嘀咕：“嫁接？那是什么？把两根藤接在一起？“

    张振勋点头：“对。像给人换了双腿，身子还是原来的，可脚底板不怕扎了。这法子在欧洲已经用了十几年，有用。我们也得做。“

    “可是掌柜的，“老汤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来，“这法子我们谁也不会啊。嫁接、换根，这比盖窖垒石头难多了。我们没有懂这个的人——“

    张振勋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那是他昨晚在灯下写好的，上面用英文写着收信地址——法国波尔多、奥地利维也纳。两封信，两个方向。“我请。欧洲有人懂这个。我去信请他们来。路费我出，报酬他们开。“

    他说完这句话，棚里的议论声更大了——请洋人到这穷山沟来？还是做从没做过的事？有人说“这个怕是行不通“，有人说“不如换个地儿重新种“。那些声音嗡嗡地混杂在一起，像夏天的蚊虫在耳边绕。

    张振勋没有打断他们，等那些声音渐渐低下去了，他才又开口。这一次他的声音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摁进泥里的桩子：

    “三年前我在这片坡上挖第一镐头的时候，有人笑我烧钱。我跟那人说十年后他会改口。如今才过了一半，我不能让这话变成一句空话。“

    他环顾了一圈满屋子的人，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缓缓经过，最后在角落里看朱月芝，没说话，可她的眼神让张振勋的心定了一些。那眼神里没有犹疑，只有“你说了算“四个字。

    “种葡萄，跟打仗一样，不怕输，怕的是还没打完就跑了。“他说，“这仗才打了一半。我还没跑。你们呢？“

    棚子里静了一息。张成卿，突然激动地说了一句话：“东家没跑，我们跑什么。“

    另一个人说：“张先生，你说了算。你让挖我们就挖，你让接我们就接。“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音从零散的应和变成一片嗡嗡的、含混的、参差不齐的赞成，像春天的蜂巢被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整巢的蜜蜂都醒了。

    张振勋站在桌前，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就接着干。“

    那一年冬天，烟台的海风特别冷。

    来自法国的葡萄嫁接专家杜瓦尔先生和来自奥地利的约瑟夫·巴保——迈尔教授推荐的那个中奥混血酿酒师——在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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