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处世之道 (第2/3页)

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

    凡无保者，概不招募。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

    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

    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

    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

    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

    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

    民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

    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

    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

    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

    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

    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

    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

    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

    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

    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

    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

    孝容易理解，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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