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人日》评论和大卖 (第3/3页)
沫:“老陈,你可别忘了,当初还有人说‘许成军太年轻,《红绸》撑不起创刊号’,现在呢?
安徽本土就卖了2万册,凤阳那边的供销社,连仓库里的样刊都被老乡抢空了,要让孩子沾沾凤阳的文曲星!”
王英琦抱着刚拆封的样刊,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她从帆布包里掏出袋供销社买的水果糖,往桌上一撒:“刚才楼下传达室大爷说,
有个首都来的老作家,坐火车来合肥开会,就为了要本带矛盾序言的创刊号,排了俩小时的队,说‘回去跟学生讲,这才是新时期的好东西’!
还有咱安徽作协的同志,刚才送来了锦旗,说咱《清明》‘为安徽文坛长脸了’!”
编辑部的人都看向陈邓科。
陈邓科尴尬的咳嗽一声,挥了挥手。
作协和文联啥关系,他们不知道?
老小子玩这一手是吧!
说话间,编辑部的小年轻们抬着个铝制饭盒进来,里面装着刚从食堂打回来的红烧肉,油星子还在盒盖内侧凝着。
“陈主编!严老师!咱庆祝庆祝!这肉是食堂师傅特意多给的,说‘沾沾《清明》的光’!”
陈登科抓起块肉塞进嘴里,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淌,他也不擦,指着报表上的数字跟大伙说:“你们等着!《红绸》单行本咱马上启动,就凭现在这热度,印20万册都不愁卖!到时候咱再请许成军来合肥,开个读者见面会,让那些说咱‘小刊物办不出大动静’的人好好看看!”
严阵喝了口酒,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条:“对了,刚才一个叫藤井省三的日本人从上海打电话来,
说东京大学想订500册创刊号,还说什么想要翻译《红绸》日文版——咱这刊物,这就卖到国外去了?”
办公室瞬间安静。
大家大眼瞪小眼。
啥玩意?
要干啥!
1979年,内地还处于一个相对闭塞的地位。
80年代谁的作品能漂洋过海出国,那就真好比国足进了世界杯!
这话一出,办公室里瞬间炸了锅。
大家不断讨论着出海的可能,严震也是一脸感怀,一个还不到21岁的年轻竟然实现了他们这代人努力半辈子的成果。
后生可畏!
后生可怖!
王英琦忙着给各地书店回电话,小年轻们围着报表数数字,煤炉上的水壶“噗噗”喷着热气,把每个人的脸都烘得通红。
陈登科靠在椅背上,看着眼前的热闹,手里攥着那杯酒,突然觉得眼眶有点发潮。
从筹备创刊号时的忐忑,到现在销量爆火的欢腾,这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滚烫。
“叮铃铃——”
桌上的电话又响了,王英琦接起一听,立刻笑着喊:“陈主编!首都《人民文学》的同志打来的,说要跟咱约《红绸》的创作谈,还要转载茅盾的序言呢!”
陈登科猛地站起来,酒都忘了喝:“接!赶紧接!跟他们说,创作谈咱让许成军好好写,保证让他们满意!”
说完觉得不对,“慢慢说!咱现在属于优势地位!”
这么下来。
未来《红绸》的单行本也让陈邓科有了更多信心。
他提笔给许成军写信,关于销量、单行本以及译著的事。
10月7日,许成军收到了一封特别的读者信。
来自NJ军区。
NJ军区作为华东军事文化建设的前沿。
正亟需符合“二为”方向的优秀作品充实部队精神生活。
《红绸》的出现恰好补足了这一环。
要知道,NJ军区覆盖安徽、魔都、江苏等《红绸》与《谷仓》传播的核心区域,报刊发行网络与地方文化系统联动紧密,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工农双璧”“改革文学开拓者”等舆论热点。
最重要的是,老山战役NJ军区也有不少战士参加。
许成军一大早拆开邮递员老王带来的信封。
说实话,他还是不习惯这样的沟通方式,实在低效。
但是,电话在中国逐渐开始普及是在20世纪90年代。
在此之前,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极低,1978年,电话普及率仅为0.38部/百人。
1982年11月,中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开通,1984年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推动了电话事业的发展。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家庭用固定电话开始真正进入百姓家并慢慢普及。
拆开信封,熟悉的红星映入眼帘。
“(79)政文函字第18号
许成军同志:
您好!近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对您的作品《谷仓》《红绸》的评论与报道,已在我军区广大指战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作为扎根安徽农村、兼具知青与创作者双重经历的新锐作家,您以敏锐的时代洞察与鲜活的文学笔触,既在《谷仓》中捕捉到农村改革的萌芽脉动,更在《红绸》里刻画出战争年代军民相依的人性光辉——这种“扎根大地、观照人心”的创作追求,与我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也为新时期部队文艺建设提供了宝贵范本。”
扫到这,许成军大概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了。
但是无疑他得同意的。
别说给钱,不要钱也得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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