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八音盒》 (第2/3页)

许成军再一次钻到了图书馆。

    《沪上文学》茹大姐已经催稿两三次。

    他因为除了写作的事一直拖着，这周也该把这篇中篇写的差不多了。

    他本想写篇轻快的校园故事。

    可白天南京军区的电话、大哥许建军的信，还有陈登科那头“全军传阅”的喜讯

    让他满脑子都是“时代与个人的牵绊.

    反倒想起前阵子在淮国旧淘货时，听一位老工人说的红旗机械厂往事。

    那老工人姓陈，鬓角斑白，当时正蹲在旧机床旁擦零件，手里攥着个印牡丹的铁皮盒子，说“这是 1950年上海产的八音盒，我闺女小时候最稀罕”。

    许成军当时还凑过去看，盒盖里的《茉莉花》旋律早就哑了，却透着股过日子的温乎气。

    现在想来，那盒子里藏着的，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

    就像《红绸》里黄思源的木梳，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这八音盒里，

    彼时的上海，

    红旗机械厂刚接到通知，

    那是她父亲，工厂的后勤科长，年年评“劳动模范”，车间里谁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陈科长待人和善，连扫地的大爷都给递热水”。

    可陈招娣心里却揪着。

    她年幼不懂事，

    她趁着父亲要搬新宿舍，主动提出帮着收拾旧物。

    父亲的铁皮箱里，除了泛黄的“劳动模范”奖状，还有个熟悉的物件——正是那只印着牡丹的铁皮八音盒。

    1958年她十岁生日，父亲攥着这盒子，手心里全是汗，说“托人从上海百货商店抢的，国产的，比洋货结实”。

    当时她抱着盒子听《茉莉花》，连睡觉都揣在怀里，后来搬家时不小心摔了次，旋律就哑了，父亲还蹲在灯下修了半宿，说“等闺女长大了，咱们再买个新的”。

    陈招娣摩挲着盒身的牡丹纹，忽然发现底座松了——许是当年摔的那下没修好。

    她找了把小螺丝刀拆开，想把松动的螺丝拧紧，却触到了张硬纸片——

    不是零件，是张泛黄的通行证，姓名栏写着“陈阿福”，日期是 1943年。

    更让她手脚冰凉的是，通行证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名字，旁边还画着个小小的“×”，她猛地想起前几天老邻居王桂英找审查小组时说的话：“1943年，我男人，他是地下党啊！”

    陈阿福，是父亲没改名前的名字。

    那天晚上，陈招娣把通行证按在桌角，看着父亲端着搪瓷杯进来，杯沿还沾着米汤。

    父亲总说“新宿舍的暖气足，以后不用再蹲灶膛旁热饭了”。

    可当她把通行证推过去时，父亲手里的杯子“哐当”砸在地上，米汤溅了满地。

    沉默了半宿，父亲才红着眼眶说：“那年你妈被日军扣在宪兵队，说不替他们登记进步人士名单，就把你妈拉去做‘慰安妇’……我想着先救你妈，以后再赎罪，可这罪，一压就是三十六年。”

    许成军在稿纸上写下“八音盒”三个字，想起历史的一些回响——

    陈招娣后来还是把通行证交给了审查小组，她

    组织最后的结论是“保留职务，取消称号”，父亲拿着通知时，反倒笑了，说“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这些细节，许成军都是从那位老工人嘴里听来的。

    老工人就是陈建国，那天在淮国旧，他擦完机床，捧着八音盒说“我闺女陪我去给王桂英道歉，她没开门，却隔着门说‘我儿子明年考大学，不想提旧事了’”。

    许成军当时没敢问更多，可现在想来，那扇没打开的门后，藏着的是两个家庭对过往的“和解”——

    就像《红绸》里，黄思源没说出口的“替我看金灿灿的中国”，最终被许念安听见了；陈建国没说出口的“对不起”，也被王桂英那句“不提旧事”接住了。

    图书馆的钟敲了十下，许成军终于落下第一笔。

    他想把这八音盒的故事写进中篇，不是为了揭谁的伤疤，是想写 1979年的上海，不只有《红绸》里的家国大义，还有工厂车间里、寻常巷弄里，那些被时代推着走的普通人。

    他们或许有过“不光彩”的过去，却用一辈子的勤恳赎罪；

    他们或许曾被伤害，却在春天里选择“放下”。

    就像那只铁皮八音盒，旋律哑了，可牡丹纹还在。

    藏在里面的通行证成了“过去”，父女俩一起修盒子的模样，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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