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哈佛的橄榄枝 (第3/3页)

学生直接问：

    “教授，如果我们可以编辑梦境，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这个问题让我沉思良久。课后，我与弗洛伊德老师讨论这个话题。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伦理困境，”他说，“在我那个时代，探索潜意识被视为侵犯隐私；现在，你们面临的是更复杂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跨太平洋研究网络逐渐完善。波士顿的清晨，我经常与北京的团队视频会议；哈佛的深夜，正是北师大的白天。这种全天候的研究模式，让我们的进展大大加快。

    感恩节那天，实验室的美国学生邀请我去家里过节。坐在陌生的环境中，品尝着传统的火鸡，我突然想起了北师大食堂的饺子。

    “想家了？”方舟轻声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这就是选择的代价。但值得。”

    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们取得了重要突破。结合哈佛的神经影像设备和北师大的临床数据，我们发现了梦境干预的神经可塑性机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整理学生期末论文。弗洛伊德老师出现在书架前，正在浏览那些心理学经典。

    “感觉如何，林教授？”他问。

    “像是在两个世界中寻找平衡，”我回答，“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创新，理论与实践。”

    “这就是现代学者的宿命，”他微笑着说，“但也是幸运。你们这一代人，有机会融合不同文明的智慧。”

    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哈佛园的雪景，我知道这条路还很长。但至少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如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

    哈佛的橄榄枝，不仅是一份工作邀请，更是一个使命：将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推向世界，让东方的智慧为全球心理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而我知道，在这个使命中，我永远不会独行。因为有北师大的根，有团队的支撑，更有那份永不熄灭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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